南亞觀察導讀｜本文作者奎壁在今（2023）年年初，曾向讀者介紹了在西藏、印度、臺灣及中國之間輾轉的流亡藏人，並從過去的歷史發展、戰亂與解密的歷史資料，書寫了這些流轉各地的藏人的故事。本文作者則以流亡法國的藏人為背景，從一位在當地中國餐廳工作的藏人員工之死，探討整個在法流亡藏人社群的結構性問題，對外界的我們來說，這一位藏人之死表像上只是族群衝突的結果，然而作者則從不同角度，包含社會經濟、移民扶養、教育資源、性別差異、勞動關係及中藏情緒等面相來看這起事件，縱使看似獨立的社會因素，但卻有連綿不絕的連帶關係。
著｜李奎壁，1991年生於臺南， 2017年畢業於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碩士班，現生活在臺北。她的作品關注移動的人群、因為移動的軌跡所串連起來的事件，以及這些事件對於今日社會及社群媒體的影響。
「過去，我們的未來在印度；現在，我們的未來在歐洲。」說這句話的人是第2代流亡藏人Losang，他在印度出生成長，曾經在拉達克（Ladakh）擔任卡車司機，目前抵達法國生活約5年。
印度的環境讓流亡藏人在謀生的過程中，逐漸學習並且仰賴英文與生活所在地的語言，如北方的印地語、南方的卡納達語（Kannada）1等，母語藏文以追求實用為主，語言背後的歷史脈絡已經逐漸隱沒在言談當中。西藏作為家鄉的認同，之於第2代流亡藏人更趨近於精神象徵，畢竟，當語言離開培育的環境時便會逐漸產生變化，文化更是如此，流亡後保存文化的共識並未透過明確的執行方法來連結傳統文化的精神，即便一定程度上凝聚並塑造了新的藏民族認同，但仍難以承受現代化的衝擊。
此外， 受限於外語能力的不足，無法閱讀中文也造成他們對於中國在西藏相關政策了解的不深。在氣候環境的差異、現代化及語言在流亡半世紀以來緩慢的轉變過程中，正逐漸拉開在流亡中誕生的第2代流亡藏人以及第1代流亡藏人的差異。
海外藏人的自我組織
Losang在2022年5月與其他流亡藏人組織了Kora Tsokpa（中文直譯：繞塔協會；Kora藏語之意為藏人對著寺廟、佛塔、或聖地等，進行帶有宗教意義的繞行儀式，Tsokpa指得是小型組織），主要由已經取得法國居留證的流亡藏人，以及來自於歐洲的志工協助運作，提供在法藏人社會福利系統諮詢、孩童母語課程與法文教學等。
Kora Tsokpa的前身在新冠肺炎疫情前已初具規模。2019年9月，流亡藏人便已在距離巴黎市中心，搭乘火車約40分鐘的阿謝爾（Achères Ville）站外，緊鄰卡米爾．傑納齊街（Rue Camille Jenatzy）的地方購買帳篷、紮營居住 （當時營區的影像紀錄：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Y7p12KMjj4）。
疫情期間由於隔離政策與餐飲行業對於勞動力需求大量減少的關係，連帶使得那些等待著難民身份認定及相關文件的流亡藏人更難以謀生，他們直接面對的是：原本行政效率不高，且在疫情衝擊下又更為緩慢的社會救助系統；一向為移民所帶來的廉價勞動力打開大門的餐廳，不是面臨歇業，就是倒閉的窘境；自南亞到歐洲這段旅程所產生的龐大債務等。據曾經參與營地生活的流亡藏人的說法，他們「共同準備食物、分享金錢，照顧族群裡染疫的病患」。2020年夏季時，該營地已經聚集了約700名流亡藏人，當中年紀最大者約40多歲，最年輕才大約2至3歲。
因為營區內人數眾多，根據Losang的說法，社區裡分為2個工作團隊，一組約200人，另一組約500人，每百人由1名小組長負責管理。2020年時社群由一組60人的團隊共同管理，在2021年疫情結束，營區完全解散為止，約產生過30名領導者。營地也引起法國當地政府的注意，在2019年2020年間，法國政府試圖將這些流亡藏人安置到芒特城（Mante la Ville）與聖日耳曼昂萊（Saint Germain en Laye）等市鎮內的社會住宅中。
或許我們可以將Kora Tsokpa的出現視為流亡藏人在海外自我組織發展過程的一部分，而2022年7月11日流亡藏人Tsultrim Nomjour Tsang的死亡則有可能是未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延 伸 閱 讀
西藏青年在法疑遭中國老闆殺害 全歐藏人大串連討公道
Strong mobilization in Paris in tribute to a Tibetan killed by three Chinese nationals in Normandy
據費加洛報（Le Figaro）在2022年7月13日的報導，Tsultrim是一名在中國餐廳工作的30歲左右西藏男性，7月11日在亞洲餐廳前被發現時已經死亡，身側插了一把刀，在同餐廳工作的3名華人員工因謀殺罪遭到警方逮捕；在西法蘭西報（Ouest France）的報導中，提及由於該事件引起藏人社群的憤怒，發生命案的餐廳在7月14日被約百名藏人闖入，玻璃與餐廳設備遭砸毀、餐廳前的2輛汽車遭掀翻；在7月17日一篇世界報（Le Monde）的報導中，提到藏人為弔念Tsultrim在巴士底廣場所舉辦的和平遊行活動，估計參與該活動的流亡藏人來自於歐洲各地，約介於七千到一萬名之間。
該篇報導同時引用了藏人行政中央位於巴黎的辦事處新聞官Céline Menguy的說法：
「抵達法國的（流亡藏人）年輕人所面臨的問題是，他們不會說我們的語言（法文），而且往往沒有其他解決辦法，只能在中餐館工作，但那裡的待遇總是不佳。」
Le problème des jeunes qui arrivent en France est qu’ils ne parlent pas de notre langue et n’ont souvent pour seule solution que de travailler dans des restaurants chinois où ils ne sont pas toujours bien traités
這個觀點看似為Tsultrim之死所發的事件提供了解釋，但實際情況是否牽涉了更複雜的脈絡？
從經濟狀況來看流亡藏人的生態
「抵達歐洲的人都會變得富有」已經隨著眾多成功負擔2起印度及中國境內家人生活費用的旅歐藏人案例，成為流亡藏人社群中無法輕易破除的迷思。
「富有」是相對於貧窮的概念，以流亡藏人主要聚集的印度為例，印度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2至2023年的國民年均收入為17萬2千盧比（約新臺幣6,6315元），考量失業問題在印度流亡藏人社群的嚴峻、通貨膨脹以及所得是否平均分配等因素，流亡藏人社群的年均收入可能低於印度官方統計的全國數據；另外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的年均收入3,6883人民幣（約新臺幣16,1032元）來看，在部分資訊未公開的狀況下，作為推估中國境內藏人年收入的參考；再依據法國國家統計及經濟研究所（INSEE）公布的數據，2023年法國人的年均收入31,044歐元（約臺幣1,061,268元）。
顯然在客觀上，抵達歐洲的藏人在擁有全職工作的狀況，在尚未計入因其難民身分所享有的社會福利時，經濟狀況可能較印度與中國境內的藏人來得良好，但他們在歐洲的收入來源、工作型態及與當地社會間的關聯性又是什麼的樣貌呢？
目前尚無針對流亡藏人族群在歐洲工作狀況所進行的詳細統計資料，但或許可以從他們的年齡及教育水平推估工作狀況。據2022年由法國政府配給到位於聖格拉蒂安（Saint-Gratien） 社會住宅3的流亡藏人的說法，他們少有機會遇見超過50歲的藏人。來到法國的流亡藏人多數是出生於1980年代到2000年間的青壯世代，可能正面對了扶養上下2代的壓力，在少數的例子當中，也有直接從藏區來到歐洲的流亡藏人4。
目前來到法國的流亡藏人，可能是2008年中國加強邊境管制力度後，所能夠離開藏區的最後一批流亡藏人。他們出生於改革開放與中國整體的經濟狀況改善前，如果他們曾經依照中國政府的教育體制學習，在上一輩藏人直接或間接受到1959年流亡衝擊後，對於中國政府教育制度的懷疑以及城鄉教育機會不均等因素下，不易獲得良好的學習資源，他們有系統的學習可能始自於抵達印度後的西藏兒童之家或是成人學校。
流亡藏人的教育與月經貧窮
在印度的西藏兒童之家為10+2+3年級制，學生在第12年通過印度高中畢業考試取得證明，再進入3年制的大專或大學；成人學校，如蘇加學校（Suja School），著重如何讓學生取得在印度的謀生能力與傳承西藏文化。
2000年，年僅10歲的Lhamo（化名）在拉薩跳級完成國中學業，在家自學高中課程，後來因為家中變故，輾轉在2004年抵達印度，並且進入達蘭薩拉的蘇加學校重新學習。由於缺乏良好的分班制度與資優生培育方法，Lhamo與幾乎不識字的同學重新溫習了小學程度的英文與數學。很快地，Lhamo便發現學校無法滿足她的求知慾5，而且在印度的流亡藏人社群也不如她在中國時所期待的團結，反而因為資源稀缺以及種種歷史因素，使得流亡藏人社群屢次發生內部衝突，對於在印度的生活，她感到無比失落。
蘇加學校採住宿制，每個月發放一些生活用品與45至60元盧比 不等的零用金，但零用金並不足以購買每月女性所需的生理用品，宿舍的Home媽不得不教導女孩們縫製布衛生棉供生理期使用。她在成人學校待了12年，直到畢業前幾年，零用金不足以購買生理用品的情況才隨著零用金的增加逐漸好轉，至考慮在印度的發展前途不明朗，畢業後她另循管道來到了歐洲。
在學生缺乏經濟支持的情況下，成人學校的中輟生不在少數；西藏兒童之家的學生在取得高中學歷後選擇繼續升學者也會因為印度大學的辦學品質與學費而躊躇。成長過程中對於專業知識儲備的不足、缺乏多元教育環境與機會的狀況下，也讓流亡藏人學生缺乏自信，在面對未來工作的選擇及環境適應上更加困難。
現代教育與民族意識的形塑
來到法國的（藏人）青壯世代成長過程中，洽經歷了中國在民族政策上的轉變。在1985年頒布的〈中華共和國居民身分證條例」中所出現的民族識別等相關規定，強調血緣劃分，並且將民族別註記在身分證上，此一政策加強了中國政府對於少數民族的管理；在2010年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主任胡鞍鋼與胡聯合共同發表的〈第2代民族政策：「促進民族交融一體和繁榮一體」〉一文中認為：
「民族問題始終是事關國家統一、人民團結、長治久安的根本問題．．．促進國內各民族交融一體，不斷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識和56個民族的觀念，才能「促進中華民族一體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而上述這段話可以視為是中國形塑新國族認同所施行相關政策的註腳。
2012年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的朱維群在中共中央黨校的《學習時報》上提到「個人傾向於將來居民身份證中取消『民族』一欄」。朱維群自2003年便參與了中國共產黨與達賴喇嘛及藏人行政中央的會談，並且在2012年時在柏林的中國駐德使館與媒體就西藏問題產生討論，當時的媒體「法蘭克福匯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以「不尋常」6來形容這次的公開討論。
從民族識別、強調中華民族一體化到取消民族欄的呼聲興起，這些出生於1980至2000年間的歐洲流亡藏人族群，如果是來自於藏區的第1代流亡藏人，基本上經歷了黨（中國共產黨）國系統的培養、流亡後對於民族的反思與再次形塑（或放棄。1990年代寬鬆的邊境管制使在印度就學的藏人學生得以在長假時從尼泊爾搭乘公車返鄉，當中有人選擇學成回到西藏，也有人無法適應國外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選擇回到中國發展。）。
1959年達賴喇嘛的流亡雖加深了過去西藏3區（衛藏、安多、康）的團結，但族群內部對於如何在現代社會中處理西藏與其他族群及國家間的關係，仍未取得共識與可實踐的方向，在這些混亂的時空背景下，極容易沿用中國政府釋放的訊息做為決策的參考依據。
在「中國人」、「漢族」、「中華民族」、「華人」、「臺灣人」等單字沒有明確對應的藏文翻譯以表現出之間的區別，以及流亡藏人的教育體系中，對於上述概念的討論付之闕如，且過於簡略的亞洲現代史觀中，可以清晰辨識的，只有自我（自1959年後凝聚起的藏民族認同）與「說中文的他者」。藏人教育（包含境內與境外藏人）接續了中國一貫以來對於領土範圍的詮釋、基於流亡後相同語言與相似文化的族群必須團結的經驗類推，也容易在生活中產生誤判，產生「漢人族群終將回歸中國」或是「臺灣與中國存在緊密連結」等相類似的想法；而對於出生於印度或尼泊爾的流亡藏人第2代而言，由於無法直接自中文媒體獲得訊息，更難獲得不同的觀點7。
作者按、編按
- 位於印度西南方卡納塔克邦所使用的語言，該邦同時也有藏人定居點，如：拜拉庫比（Bylakuppe），部分目前定居在台灣的青壯年藏人皆來自於該社區。 ↩︎
- 移居歐洲的藏人，多負擔得起還居住於中國或印度家人的案例，致使移居歐洲成為一種致富的迷思。 ↩︎
- 該區離市中心較遙遠，從1970年代東南亞的難民潮起，便一直是社會住宅的所在地。 ↩︎
- 指沒有經過第3國居住，直接流亡到歐洲的藏人。但也有一些例子是從未被中國政府視為藏區的偏遠（以拉薩為中心的說法，若以北京為中心判斷的話，可能屬於城市的範疇）地方的人們透過留學的方式出國。 ↩︎
- 因為缺乏有效的分班制度，當時如Lhamo一般的跳級資優生實際上與未受教育的文盲一起集中上課，課程品質可想而知。此外，流亡社區裡的高流動性，（因為家庭因素或是想要更理想的生存環境所以選擇出國等）也讓好的教師不會長期停留在同一個地方服務。 ↩︎
- 過去中國政府在歐洲的態度是不主動談論，也不歡迎西方媒體以平等的方式參與其少數民族政策的討論。 ↩︎
- 這裡指得是中國政府的觀點，在現代化過程中藏族對於「中國」（我們必須理解到這個中國的疆域範圍與中國政府所認定的西藏疆域範圍是一樣的狀況-是一種模糊的民族主義式的定義，與因為歷史及政治因素所形成的區域劃分不同）的理解以及透過這種理解所產生的觀點，在無法透過理解中文或外文有效獲得其他觀點的情況下，很難超越臺灣=漢人社會=中國人=中國的想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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