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人｜蔡秉儒
藝術家｜李奎壁、蔡宗勳、大吉嶺難民自助中心
2022.12.6 (二) – 2023.1.29 (日)
開放時間｜09:00-17:00（週一公休）
地點｜嘉義市立美術館 特展廳（嘉義市西區廣寧街101號）
著｜謝鎮逸，旅臺馬來西亞人，表演藝術、視覺藝術、電影評論人。IATC國際劇評人協會（臺灣分會）理事。研究旨趣為藝術未來學、跨領域論述接合、當代第三世界結構、臺灣文化輸出與臺灣新電影的外延現象。
*本文為【壞交易：Tê及跨境（Bad Deal: Tê and Cross-Border Trade）】展之一部，內容部分根據藏人行政中央官員跋熱・達瓦才仁的口述整理。
20世紀以前的西藏與周邊地區，曾經是許多貿易經商的重要商道之一。然而，20世紀中葉爆發的中、藏武裝衝突事件成為西藏史的分水嶺，從此確立了西藏人民顛沛流離的命運。過去在地曾作為經貿用途的路徑如今使得西藏開始往外部世界聯通，但在戰後的國家權力版圖重組中，又出現了我們常有耳聞「流亡藏人」或是「圖博難民」，但究竟該如何認識這一支流亡社會群體？這些流亡西藏境外逾一甲子的藏人，現在又正面臨著什麼樣的時代困境？
西藏貿易商道的形成
18世紀的西藏，與各國的貿易往來已經達到巔峰。五湖四海的人途徑藏區，在地的經濟流轉在歷史上也帶來了不同群體在此匯聚，族群的匯通也豐富了西藏的文化厚度。
當時廓爾喀王國轄下的巴勒布地區（今尼泊爾前身）是與西藏通商的最大門戶，甚至已制定專門的徵稅則例。很多西藏的宗教物品都由當時的巴勒布所提供，故此巴勒布有許多工廠是針對西藏供需而建，甚至連當時在西藏流通的貨幣、銀幣都是在巴勒布進行生產。
爾後，隨著英殖民帝國主義下東印度公司的擴張，西藏的貿易主導權逐漸轉向印度。當時英國為和西藏加強關係，委派了喬治・博格爾（George Bogle）出使到西藏參見第6世班禪喇嘛，也是英國和西藏在史上的第一次外交關係。英國人帶來了很多為藏人所需的現代工業化產品，如西方的望遠鏡、綢緞、槍支、武器等。在清朝政府還不知道英國的時候，藏人就已經與英國人建立起關係了。工業化產品就這樣從印度進口到西藏，再從西藏輸出到中國，再從中國把產業提升上來，商業發展的基本生產路徑大致為此。這在當時也串連起西藏與印度的商路：噶倫堡（Kalimpong）、大吉嶺跟加爾各答周邊，都變成了大規模的商業中心。
從８世紀開始，「茶葉」逐漸成為藏人的重要生活必須品。西藏境內幾乎不產茶，因此大多都從中國雲南、四川進口，沿著茶馬古道輸送過來。到了19世紀中葉，英國人從中國購得茶籽和茶苗，在大吉嶺那一帶開始種植茶葉以後，西藏才對中國茶的依賴大幅減少。
藏人流亡的開端
1949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下稱「中共」）在中國大陸建立起政權，中國人民解放軍自此開始大量入侵藏區。隔年，西藏被迫簽訂《十七條協議》，西藏在法律上正式歸屬中國。然而，中共政權從1956年開始無視協議規定，在西藏以「民主改革」之名，展開宗教破壞的合作化運動。終在1959年，解放軍與強烈不滿的藏人及其軍民，引爆了歷史上的中、藏武裝衝突，也成為了日後藏人流亡的關鍵開端。這場重大事件，中共政府定性為「西藏武裝叛亂」、藏人行政中央則稱之為「西藏抗暴起義」，都彰顯出截然不同的闡述本位[1]。
西藏的最高政教領袖、第14世達賴喇嘛（Tenzin Gyatso, 丹增嘉措）領著大量藏人於3月流亡到印度以後，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並宣佈《十七條協議》無效。為了延續與保存西藏宗教與文化習俗，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政府的大力支持下，1960年代開始在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地建立了70多個定居點，重新凝聚四散流離的藏人。這些定居點的住民們以農業、手工業、機械工業和小本商業買賣等，開始掌握自給自足的基本經濟生活。 中國政府則以1932年達成的停戰線作為行政邊界，建立所謂的「西藏自治區」，並延續至今。然而，從1970年代末期開始，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決定不再追求西藏獨立，而是真正的自治——即大西藏的統一及西藏實行民主制或「一國兩制」[2]。
「流亡藏人」並非單一族群
流亡藏人社會畢竟還是龐大且分佈各地的群體，內部的差異性遠比我們所理解的更為複雜。我們今天所理解的「藏人」，其社群絕非單一族裔，而是存在著複數的民族身份與血統的可能，甚至還得端視個別的身份認同與族群歸屬而定。例如，西藏在13世紀就曾被蒙古人侵佔，當蒙古人進入西藏以後因為聯姻關係，而讓不少今天在西藏的蒙古人身上都流著藏人血統，並逐漸過著西藏人的生活模式，卻幾乎不諳蒙語。
雖然過去發生的藏、漢衝突致使藏人今日仍心有餘悸，但對於藏、漢共存的態度上，西藏近代歷史學家跋熱・達瓦才仁持正面態度表示，因為在漢人當中大多都是佛教徒，只要宗教觀念相和，能夠快速融入到西藏社群裡面。一般來説，無論在西藏境內或境外的流亡社會，漢藏一旦在通婚以後，大部分都會選擇當個藏人。更具體而言，只要同為佛教徒，藏人其實不太在乎對方是漢藏還是混血者。在西藏的普遍性文化認識當中，只要是認同中共政權以外的漢人，一般都可能是較為體面的佛教徒、功德主。故此，除了共產黨支持者以外，藏人在整體文化上並不會過於排斥漢人。除了佛教作為大宗，此外還有藏族穆斯林「藏回」，或是後來改信回教的藏人。在拉薩一帶的拉達克人以前都是篤信佛教的西藏人，而信奉回教的中亞人被稱為「卡基」，也是西藏人第一個接觸的回教徒群體。
一般上，外人對藏人的認知大多不離「藏傳佛教」這一項描述。長久以來，流亡藏人大多採取宗教的形式來表現出西藏的民族主義，或以宗教政治及其制度作為認同，讓許多人至今仍誤解宗教條件是流亡藏人的一大標誌。然而，由於許多藏人從宗教信仰或教派上而言，根本不屬於藏傳佛教體系，所以也跟達賴喇嘛並沒有從屬關係。但從人權角度或共同命運上而言，達賴喇嘛確實也成為了流亡藏人的精神領袖，而中共也視其為流亡藏人社群中的關鍵人物。
當代青年藏人的流失與對西藏的守護
今日藏人的流亡社會正在面臨著青壯年人口的流失，造成年齡層上的斷層和空缺。以印度的狀況而言，青年藏人一般上都會嚮往到國外發展，出走到西方國家以獲取更好的教育或工作報酬，而不太願意繼續留守印度。加上現在許多的年輕藏人都在印度出生長大，所以西藏對他們而言已是個模糊且遙遠的原鄉，跟自身的日常生活沒太大的關聯。隨著歷史久遠，這也是一個無可迴避的趨勢，目前仍然沒有實際可解的辦法。
不過，仍然還是會有一些青年藏人保有一定程度的民族意識，選擇留下並願意為流亡藏人社會服務。或許，只要這些青年仍然擁有持續服務藏人社會的心，縱使到了國外也還是會願意替西藏服務。像是許多到了國外的年輕藏人，他們的政府也都還是西藏流亡政府。雖然大量藏人流失會導致定居點或藏人社會的空洞化，但不會造成流亡政府或西藏流亡事業的空洞化。因為流亡事業真正需要的人不以量計來取勝，只要基本人口規模既能讓運作繼續維持並滾動。有能力號召社群為國獻身的核心人物，通常容易成為社群上的中堅能量，也更能愈發強韌且撐到最後。
縱觀而言，隨著中共政權已然穩固不移，加上中國和美國關係也持續僵持，使得中共政府更不在乎國際社會觀感，藏人的歷史命運恐怕已成定局。只是，受迫的群體仍需持續鬥爭，以防發生更全面性的覆滅。因著時間推進，雖然新一代藏人對西藏抗爭的向心力已不如身歷其境的上一代來得大，但只要抵抗力量一息尚存，也就能靠著一代一代地繼續接力下去。
作者按/編按
[1] 藏人行政中央稱1959年西藏起義、中華民國政府稱之為1959年西藏抗暴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之為1959年西藏武裝叛亂。[2] 此處指「中間道路」，根據藏人行政中央的說法，所謂中間道路「指的是在解決西藏問題的過程中，西藏人既不接受西藏在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處的地位或狀態，也不尋求西藏的主權獨立地位，而是取中間路線，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範圍內尋求整個西藏三區施行名副其實的自主自治。」
參考資料
跋熱．達瓦才仁、雪域智庫，《魂牽雪域半世紀：圖說西藏流亡史》，（臺北：雪域出版社，2011）
跋熱・達瓦才仁，《血祭雪域》，（臺北：雪域出版社，2012）
藏人行政中央官方中文網，網址：https://xizang-zhiy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