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許家豪 ( 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民族音樂學博士 )
目前全球各地有不少的音樂學院從事跨國、跨文化的新興文化交流，有的合作著重於音樂創意上的互相啟發，有的強調課程設計上的相互借鑑，有的則希望藉由交流帶來更大的社會力量。我於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UT-Austin)研讀民族音樂學博士班期間，參與本校音樂學院(Butler School of Music, BSOM)和巴基斯坦國立表演藝術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Performing Arts, NAPA) 的文化交流合作計劃，因緣際會開啟了我與南亞音樂文化的淵源。在過程中觀察到音樂的宗教、族群、性別和容納力，除了不斷顛覆自己原先對巴國片面的既定印象，也逐漸意識到音樂文化交流背後所潛在的意義。
此合作案是由前UT-Austin南亞研究教授Kamran Ali發起，美國國務院資助，為期三年(2014-17)，目的在於修復911恐攻事件後美巴兩國之間的連結。美巴兩國的校際合作補助案林林總總加起來共有20個，涵蓋女性研究、政治科學、國際關係研究等不同領域，也包括NAPA-BSOM的音樂文化交流合作案。巴國也透過這類交流重塑後911時期的國際形象。
NAPA-BSOM計劃案的第二年，身為一位對南亞音樂文化一知半解的台灣人，有幸獲得巴國樂人朋友的賞識，於校內的南亞研究學會（South Asia Institute）擔任研究助理， 並持續參與此合作案。我在其中的角色，除了幫助從巴國來參訪的師生融入BSOM與奧斯汀當地的生活、協助接洽演出之外，也很幸運的實際與巴國音樂家一起排練、錄音、並順利於美巴兩國進行音樂展演。
「東方」vs. 「西方」
巴基斯坦國立表演藝術學院（NAPA）是印巴兩國分治後，巴國成立的第一間包括音樂系的國立機構，座落於第一大城喀拉蚩(Karachi)。音樂教育目前還未納入巴國正規高等教育體系內，因此NAPA目前只提供三年的課程並授與音樂文憑，無法授與學位。
我參訪NAPA時，了解到他們當前的課程包括「東方音樂」與「西方音樂」兩大主軸。剛聽到「東方音樂」一詞，以為是某種「東方主義」所遺留下的產物，或是囊括亞洲地區的音樂。經他們描述，才了解NAPA以「東方音樂」(Eastern Music) 一詞來指稱印巴兩國分治前次大陸的印度斯坦音樂 (Hindustani music) 傳統，教學內容包括其音樂理論術語、樂種、聲樂、器樂等。但是，我尚未在其他英文文獻中看過「東方音樂」這樣的指稱，且大部分的古典音樂術語也與我所接觸過的印度古典音樂術語並無太大的區別。因此，如此的名稱安排，我推測可能是為了把印度斯坦音樂傳統系統化，塑造成與西方音樂傳統平起平坐的「東方音樂」，並引導出與一條能夠與「印度音樂」(Indian Music)有所區別、特屬於巴國的新方向。
撇開國族情節，在印巴音樂文化之間仍然存在著許多相似之處。巴國古典音樂的傳習大多是沿襲分治前的音樂傳統，音樂家大多出身於音樂世家，或遵循著gharana 傳統(印度古典音樂中的一種師徒制度)習藝。我的樂人朋友Intezar Hussian與Waqas Gulab，分別在NAPA教授聲樂(Kyahl 及 Kafi)與塔不拉鼓(tabla)，兩位也都出身於音樂世家。Waqas的祖父為知名的塔不拉音樂家Ustad Gulab Khan，Intezar師從為父親 Muhammad Shafi 與 Akhtar Hussain Khan。在音樂世家的訓練下，每日連續幾小時的馬拉松式練習也幾乎成為了他們的日常。在印巴音樂傳統中，音樂家大多學習印度古典音樂的調式系統raga，以及節奏模式系統tala。仔細觀察二位的練習，幾乎都是以一個raga與tala為基底來進行即興演奏，二者的互動與拍點的掌握可說是搭配得如火純青。Intezar所聲唱的段子，除了顯現他具爆發力的音色及過人的音域展現外，還不時會運用巧妙的轉調(modulation)，並搭配他純熟的手風琴伴奏。雖說是聲樂家，但他對節奏模式的掌握也是駕輕就熟。
其次，他們傳統的音樂訓練方式也值得注意。不論是聲樂或器樂，習樂者大多以聽覺記憶的方式學習，重複模仿師傅的演(唱)奏方式。有時雖有sargam唱名記譜輔助，但大多數的人聲或旋律樂器的轉音技巧，都是透過聽覺記憶方式來模仿學習 ; 塔不拉鼓的學習，也是透過一種音節的記憶系統(以各種音節來代表不同的演奏技法)，來記憶各式各樣的節奏型態。也因此NAPA的學生大多數都具備十足的聽音記憶以及仿奏能力，而這也是在西方音樂學院派教育下比較少見，值得學習借鑑之處。
除了「東方音樂」之外，NAPA要求所有學生必修西方音樂理論課程，並且也提供西洋樂器的主修，如鋼琴、小提琴、吉他演奏。 合作三年期間，每年固定有NAPA師生來奧斯汀進行參訪學習。主要的學習內容有BSOM的音樂理論、視唱、作曲、管弦樂法等，更近期的則包括音樂科技與工程。另外比較特別的是，部分主修的學生（如聲樂）要學習「東方」古典、流行及融合(fusion)的風格。這顯示了NAPA想要結合流行音樂與跨界融合的企圖，也強烈希望藉由這些西方音樂理論的學習，能夠豐富其課程內容與音樂訓練上的專業度，並提升到能正式授與音樂學位的機構。
宗教、族群
我們所造訪過的喀拉蚩(Karachi)及伊斯蘭馬巴德(Islamabad)皆為巴國現代化的大都市，並充斥著多元族群、宗教與音樂文化的影響。以伊斯蘭教建國，巴國有超過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為穆斯林。一天當中有數個時段會聽到從四面八方傳來此起彼落的祈禱召喚azan，每座清真寺傳出來的吟唱不盡相同，形成當地特殊的聲音景觀。身邊的人不論是在練習或是上課，都會停下手邊的工作，待azan結束之後再繼續。上述的兩位音樂家Intezar與Waqas皆身為伊斯蘭什葉派(Shi’a Islam)的教徒，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某次正值齋戒月(Ramadan)期間，兩位不吃不喝還持續練習的毅力，著實讓我見識到這種音樂訓練的嚴謹程度。此外，身為伊斯蘭教徒，Intezar也十分擅長蘇菲吟讚中kafi與dhamal的演唱，熟知這些音樂的Waqas也時常以塔不拉鼓為其伴奏。
我們一般較熟知的巴國蘇菲神秘主義(Sufism)的音樂為卡瓦里 (qawwali)，即一種透過讚頌吟唱將自身內在與神連結的音樂。經友人口述得知，由於蘇菲強調心靈內在的修行，因此追隨者可能包括不同的教派，彼此也不必然相互排斥。我的好友Arsalan 與Veeru可以算是蘇菲的追隨者，閒暇時也偶爾與我分享蘇菲派詩詞(如詩人魯米 Rumi的作品)，並解釋其中的意涵 ，聽得我心中滿是啟發。我們在表演中安排了一首qawwali遜尼派(Sunni)歌曲 “Allah Hoo”，以官方語言烏度語演唱，而巴國聽眾們對這類型音樂自然是耳熟能詳、琅琅上口，甚至隨著音樂起舞，場內氣氛十分熱烈。NAPA近年來也常邀請傳奇音樂家Farid Ayaz 與 Abu Mohammed 舉行卡瓦里專場演出，其表演可長達數小時，觀眾更是看得津津樂道，可見卡瓦里在巴國的狂熱程度。卡瓦里一般不算在印度斯坦古典音樂當中，但舉凡儀式活動、傳統民間音樂、到流行音樂皆可見到它的蹤跡。
除了上述的幾位音樂家為穆斯林之外，我參訪時還見到基督徒與教堂。我在NAPA認識的兩位教授鋼琴的老師Stephen Chaman及Jamal Yousuf皆是基督徒，自幼熟悉教會聖歌的鍵盤伴奏與西洋和聲。 雖說是從小學習教會音樂的基督徒，但兩位皆熟悉raga調式系統以及印度音樂的唱名系統sargam (從低到高為Sa Re Ga Ma Pa Dha Ni)，而這些系統也融入到他們的教會音樂中，可說是教會音樂在地化的一種象徵。二位在奧斯汀期間，也會固定參與當地基督教會的禮拜。此外，巴國有許多地方音樂仍跟特定的族群連結在一起。Jamal於2018美國奧斯汀的SXSW音樂節表演中，重新編配了他熟悉的一個獨立教會的聖詩「Psalm 66」作為表演曲目，以旁遮普語(Punjabi)演唱來象徵他旁遮普人的文化認同。在交流期間，他也教導我們一類源自他家鄉的旁遮普歌舞。 這些元素除了體現巴國多元的宗教以及族群的文化，也顯示在音樂學院建制化的同時，如何把這些多元的在地音樂文化予以系統化，將是一項巨大的工程。
「音樂文化交流」背後的意涵
我在NAPA與學生的交流中，了解到他們大多有其他的專業或工作，包括研讀文學的大學生到電子業的工程師。儘管背景十分多元，但大家到此學習的目的皆一致：對於音樂的喜愛。他們的經歷也促使我去反思「學習音樂」這件事。從樂人朋友口述得知，在傳統印巴音樂文化中，有些習藝者並非出身音樂世家，為求得師傅指導，辛苦跟隨多年但仍不得其真傳的故事比比皆是。其次，與南方大城市不同的是，巴國中部與北部地區多為鄉村，也並未受到政府資源上的關注，因此人們在相對困苦的條件中必須努力生活，更遑論是「學習音樂」這件事。另外，性別則是另一大議題。特別在巴國中，以往女性從事音樂相關的工作則容易與藝伎產生聯想，學習音樂更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事。不過由於社會經濟條件的轉變，上述情形在現今已逐漸被扭轉。合作案第三年，在BSOM方極力爭取下，加入了兩位NAPA女學生來美交流，希望能藉此鼓舞女性學習音樂。其中一位是我的樂人朋友Veeru，主要學習塔不拉鼓，在奧斯汀交流期間也參與BSOM的中東及拉丁樂團學習多樣打擊樂器。從她口中得知，在傳統價值觀的框架下，「學習音樂」是某種程度上的特權，而這也是近來NAPA年輕一輩的教師們 希望顛覆的現象之一。他們希望藉由此合作重新安排課程，鼓勵讓更多人去挖掘自身的音樂天份，不讓「學習音樂」成為一種特權。
其次，從NAPA近年的音樂展演中，可以發現他們積極尋求國際合作的野心， “Bridging Culture(s) through Music” （透過音樂連結文化）也時常成為他們演出的標語。NAPA-BSOM合作的一大要點，則是以雙方交流的成果為基調來發展出一個NAPA-BSOM的融合樂團，並於美巴兩國進行演出。包括NAPA-BSOM合作案的演出在內，2016-18年間NAPA師生也和義大利、奧地利、日本、德國等國的音樂家合作演出。我於2016-17年參訪NAPA期間，觀摩師生們熟練地練唱義大利文的歌曲，令我印象深刻。這種類型的融合表演，除了標榜不同傳統的「音樂對話」，更是強調國族之間的「文化交流」。NAPA在推出這類跨文化、跨樂種合作演出之頻繁程度，更是我在美國或台灣的音樂院校中少見的。
從表演內容來看，大部分的演出，配器的運用脫離不了西方鍵盤和聲樂器。NAPA音樂部的主席Ustad Nafees Ahmad是當地知名的西塔琴(sitar)演奏家，本身對raga即興藝術的掌握已是爐火純青，但在這類的融合展演中，可以發現他雖以特定的raga為基底，但某種程度脫離了raga的旋律規範，並巧妙地融合了西方的和聲進行。雖然這種跨界融合是否在某方面助長了西化的影響仍有待商榷，但這類標榜為「融合音樂」(fusion) 的風格與表演類型，顯然已成為巴國近來音樂實驗上的新趨勢。 巴國知名的電視音樂節目暨表演平台如 Coke Studio及NESCAFÉ Basement，近年來也大力推出這類流行化的「融合音樂」，並有許多知名民間傳統類的音樂家融入了流行樂的配置(如電吉他、電bass、與爵士鼓)與元素。這波潮流也相對帶動年輕樂手去組織自己的融合樂團，錄製自己的音樂，使音樂的學習與發展不僅限於傳統的形式，或依附於以往的音樂家網絡。
我的樂人好友Arsalan是NAPA中較年輕的教師，教授電吉他，本身也熟悉巴國的流行樂與部分民間音樂（如卡瓦里Qawwali），在美交流期間積極的學習爵士吉他、 參與本校的世界音樂樂團、也見習音樂教育的課程安排。正如他所言，這類型的音樂文化交流合作，對他們來說並非僅止於一趟旅途，而是一個能夠對巴國音樂發展持續造成衝擊的交流。在新一代的音樂教育逐漸建制化的同時，音樂的學習如何跟傳統的師徒制度與價值觀結合，還有音樂作為文化交流對音樂發展路徑所可能產生的影響，這或許也值得深思。
後記
不同於短期參訪的訪客，我想這個合作案對我以及我巴國的朋友來說，最大的獲益之處在於長期的友誼關係。在美國期間，我們除了音樂上的交流，也會互相邀約飯局、準備節日、暢聊人生與各自的文化。合作案雖已結束，我們仍常保持聯絡，並期盼著未來重新團聚及再次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