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姝言 / 台中女中老師
賈夫納是斯里蘭卡叛軍之前的據點，和南方的可倫坡有著天壤之別。不僅族裔、語言、宗教不同，資源與發展程度也有巨大落差。如果不是來到斯里蘭卡、來到賈夫納，我不會知道這個國家內戰了二、三十年，不會知道在這個南方島嶼上，有這樣一群人努力地在戰後的廢墟裡重建家園，更無從知道有人可以放下讓自己活得更好的工作，來到遙遠的南方幫助一群劫後餘生的婦女活下去。
2016 年的寒假，正當台灣在霸王寒流中瑟縮顫抖時，我朝向座落在赤道附近的斯里蘭卡飛去。從南方的可倫坡到中部古城康堤，最後是整趟旅程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北方的賈夫納—泰米爾反叛軍的首都。通往賈夫納的 A9 公路，俗稱「死亡公路」，因為當年政府軍與反叛軍就是沿著這條公路對抗拉鋸。將近三十年的內戰，終於在 2009 年劃下句點，但直到去年，我們到訪的賈夫納與其周邊地區才首度開放觀光客進入。雖然經過幾年的重建與休養生息，沿途還是可以看到許多地雷區、被炸倒的巨大水塔，以及砲火襲擊後的斷垣殘壁。
〈 通往賈夫納的 A9 公路 / 堯嘉寧攝 〉
〈 地雷區 / 堯嘉寧攝 〉
我們一到賈夫納，很快地就發現它和南方的可倫坡有著天壤之別。不僅族裔、語言、宗教不同，資源與發展程度也有巨大落差。首都可倫坡熱鬧進步，衣著整潔的人們說著僧伽羅語，佛寺繁多，基礎建設完善齊備。賈夫納則荒涼落後，以泰米爾族為主的居民多數信奉印度教，衣衫雖然不到襤褸的地步，但多半稱不上體面整潔。從被炸毀殘留的屋瓦來看，可以想見在內戰爆發之前，是一棟棟氣派豪華的住居。房子的主人因為戰爭而不知所終，獨留廢墟在路邊訴說戰爭的無情。
到賈夫納的第二天，就是行前大家都想去看的克里諾奇的 Sencholai 兒童之家。這所孤兒院爺爺不疼姥姥不愛，因為有許多孩子們是北方軍人的遺孤，媒體在政治敏感的顧慮下不會加以報導。其實，不僅是孤兒院，還有難民村，都是賈夫納地區沒人關注的孤島。據說就連外國 NGO 要提供物資給孤兒院的小朋友，都是送到就走，所以我們成為這個孤兒院第一個參訪的外國團體。
兒童之家照顧的是未滿十六、七歲的男女孩們，年紀最小的一群，大約是台灣幼幼班的孩子，約莫三、四歲。看到那群年紀小小就沒有父母照顧的小小孩，很難不揪心。小朋友們特地為我們表演了舞蹈，跳得非常好。由於賈夫納半島很接近印度，舞姿明顯受到印度影視文化的影響，而據說女孩們都夢想當寶來塢的明星。旅伴受到感染，上台和小朋友們一起跳舞，立刻就拉近了我們和小朋友們之間的距離。
〈兒童之家的院童專注的聽卡片上的內容 / 阮俊人攝〉
迎賓歌舞結束以後，我們把從台灣帶來的文具分送給小朋友們。看到他們睜大眼睛，開心地看著手上的文具，真是讓人心暖眼熱。我同時也把上個學期末，請任教班級的學生們寫的卡片，分送給這些小朋友。許多小朋友還沒到能讀懂卡片上的英文的年紀，還好有陪同我們的當地女建築師的幫忙，一句一句地翻譯給他們聽 。有個很小的小朋友在聽完之後，拿著卡片說謝謝。我看著這一幕，心裡大為震動，因為我和我的學生們都不曾想過，我們一個小小的舉動，卻讓當地的小朋友有了正面的力量！我們的人生常會因為只是一個善念，就能帶給別人一點光亮。
我們接著走進兒童之家的教學區與膳宿區。兒童之家的教室只是破落的一道墻圍起來的角落，裡面有簡陋的黑板與桌椅，學習就在那小小的一隅中進行。沒有台灣的教室裡常見的任何資訊設備，連書架也沒有。我們一行人一邊參觀，一邊與孩子們互動、拍照。嘉寧拿著自己的相機教小朋友們使用數位相機，這一切對於這些小朋友都是新奇的經驗。有些孩子非常羞怯，有些則很熱絡地與我們互動，用簡單的英文單字介紹自己。
〈兒童之家的教學區 / 堯嘉寧攝〉
有些大一點的孩子對我們這群外來的訪客很好奇。有位女孩名叫 Selvamalar，她拉著凱容老師的手，請我們進到她們的寢室。台灣很少看到學生宿舍是一、二十人一間，只有小小的兩盞燈泡，每個女孩擁有的私人空間就是個上舖或下舖，以及一個非常小的櫥櫃，比我學生在教室後頭的個人置物櫃稍稍大一些而已。這個十六歲的女孩，拉著我們的手，用極為不流利的英文說她非常開心。她喜孜孜地從自己的置物櫃裡，拿出她僅有的手環與髮飾，說那是她的favorite，然後為我們在場的每位女性別上。我們當場就落淚，欣怡老師更是爆淚。那是非常非常珍貴的禮物，那個心意，我們簡直承受不起。看到欣怡爆淚，小女孩還說：Don’t cry. 這個女孩讓人好心疼好心疼，那個當下，只能擁抱…….
第三天的行程是難民村。我們拜訪的難民村有點小說《異域》的味道。內戰期間，難民遠離家園避戰，來到此地只容安身無以立命。沒水、沒電，鐵皮拼湊搭建而成的暫時遮蔽所竟然也就這樣子一待二十多年。落戶卻不安家，彼方的那個家，回不去了。村長太太告訴我們，這裡從原來的幾十戶擴大到兩百多戶，人數也由原來的兩百多人增長為六百多人。村子裡頭都是老弱婦孺，未滿周歲的嬰孩一見到膚色不同的外國人，像是見到了什麼魔獸，立刻嚎啕大哭了起來，顯然幾乎沒有外來客關心過這群人。男人到外頭打零工討生活了，留在村子裡的男性不是老人就是小孩。我問這些孩子上學嗎？是的，他們也到（難民）學校去上學，但孩子們在（難民）學校裡一樣受到歧視。而且男孩們只要到了可以討生活的年紀，就外出打零工，賺錢養活家裡的老小。所以就算上學，也都很容易就中輟了，整個村子裡只有一個孩子讀到大學畢業。
（簡陋的遮蔽所與村中的老幼 / 阮俊人攝）
據說賈夫納地區有三十多個這樣的難民村。即使內戰結束了，但家園依然被軍方佔著，微妙的政治敏感因素，讓政府不願意正視這些難民。活著就活下來吧，至於怎麼活？活得好不好？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政府宣稱只有三千人是這樣的難民，但真的只有三千嗎？
從賈夫納返回可倫坡的路上，我們在女建築師志工的推薦下，在她的朋友們創業開設的餐廳用午餐。我們一進到這個桌椅都是用厚實的水泥灌塑而成的樸實餐廳，就遇到一位開開心心地忙進忙出的西方人。原來這位德國人放下自己在德國的工作，來到當地協助一群婦女建設、經營這座餐廳。當說到幫助當地婦女創業的這件事時，他停頓了一下，言外之意就是：你知道的，這地方的男人都在戰爭裡犧牲了。奇妙的是，除了同時身在這間餐廳之外，他和我們在遙遠的時空裡還有個交集：將近三十多年前，他曾在台北的福華飯店工作過，而現在他就是靠著過去在飯店裡工作的經驗來協助這些女性經營餐廳。他說他每隔一年會丟下在德國的公司，來斯里蘭卡幫忙一年，令人敬佩萬分。我們四下看看，發現餐廳的後頭還有工程在進行當中，顯然他還幫這群婦女蓋房子。離開之前，我們問他有沒有名片，以便日後聯絡，這位幽默的德國人俏皮地說：我沒有錢買名片。
和德國人互道珍重後，我們繼續往南奔馳。望著窗外飛馳而過的浮光掠影，我想到這幾天遇見的男女老幼：世界上很多人都很努力地在生活，很努力地讓自己過得更好；但也有一些人，努力，只是讓自己活下去。不管是讓自己活得更好，還是活下去，機運都是關鍵之一。我們能做的就只是讓這些努力讓自己活下的人們，機運可以再好一點點。
如果不是來到斯里蘭卡、來到賈夫納，我不會知道這個國家內戰了二、三十年，不會知道在這個南方島嶼上，有這樣一群人努力地在戰後的廢墟裡重建家園，更無從知道有人可以放下讓自己活得更好的工作，來到遙遠的南方幫助一群劫後餘生的婦女活下去。
在此，我要特別謝謝陳牧民教授。沒有他，這次的旅行不可能成行。而他也讓我見到他的熱血心腸，大老遠地帶著我們一路從台灣到可倫坡、康堤、賈夫納。記得有位在賈夫納服務的NGO人士有感而發地說，許多說還會再來的人，都就此音訊全無，只有陳教授在一年後兌現諾言，帶著一群人回來。期待下次的斯里蘭卡之行。非常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