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嫺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一般為人熟知的中印關係多半是以1950年後印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關係為開端，忽略了中華民國政府與印度之間曾經有過的美好患難情誼。若將時空拉回到19世紀末，當時中國與印度皆面臨西方列強勢力的入侵與殖民統治，印度竭力脫離英國統治；中國則是一方面對於清廷立憲派的失望轉而進行革命，同時奮力驅逐列強勢力，在反抗帝國主義的共同命運下，開啟交往聯繫自是水到渠成。有感於早期中華民國與印度緊密互動逐漸為人遺忘，重新檢視這段時代動盪下的歷史有其重要性。即便這段往事只是歷史長河之一瞬，卻也無法抹滅印度在兩岸歷史中有其關鍵角色，國際政治與兩岸關係的詭譎變化，印度從來不是旁觀者亦非陌生人。而隨著台印關係的發展，重新喚起那時代的記憶促成了本書出版之發想。
《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印關係》一書以20世紀初期的中印關係為主軸，重新檢視中華民國政府早期與印度的互動關係。本書亦是與印度學者交流合作下的產物，對彼此在20世紀初期這一段時間交流記錄的瞭解，專書的問世有其歷史意義，為我們揭開過往歷史的迷霧，是相當重要的斷代史入門書。
整體而言，筆者認為本書為中印關係重大轉變提供全面與深入的說明，首先，中華民國政府與印度原本友好相互扶持的情誼，後卻因國共內戰，以及分屬西方自由陣營和第三世界而疏離，演變為至1995年才又恢復設立辦事處，究竟印度如何從與中華民國政府交好轉變為率先承認中共政權，這當中的轉折實有探究之必要；其次，則是錯綜複雜的西藏問題，以及衍生而來的邊界爭議應如何理解；第三是關於中印知識份子的對話與移民議題。
一、印度與國民政府：由親密戰友到互不往來
印度與當時的國民政府如何搭起友誼的橋樑，狄伯杰教授（B. R. Deepak）在「印度政治領袖與國民政府：尋求中印聯合」一文中有詳盡的描述。彼時中國革命黨人與印度反英革命志士互相聲援、互助合作、同情的精神是伴隨著反帝國主義的抗爭，由此促成國大黨與國民黨走向組織層次的合作關係。文章認為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印度皆是共產黨與國民黨爭相拉攏之對象，因此特別強加描述尼赫魯在強調中印天然盟友關係的前提下，如何在國共之間衡量與拿捏印度的角色，以維持平衡。更重要的是，透過此文展露當時國民政府和印度雙方，是如何做為彼此獨立運動最堅定的支持者。
中印友好體現在抗戰期間的合作，印度蘭伽曾經作為中國軍隊的訓練基地，至今留有為中國遠征軍設立的蘭伽公墓，2015年適逢戰後70年，伴隨兩岸對日抗戰話語權之爭，再度勾起塵封已久的戰場往事。朱浤源教授所主筆的「從仁安羌之役初探孫立人的政治人格」一文，即貼切的佐證合作之密切。朱教授作者首先耙梳相關已出版之文獻並進行評析，接著綜合中英日文相關史料、參戰將領回憶錄、以《孫立人回憶錄》與記述中英日美交戰的第一手資料《戰鬥詳報》互為交叉比對，緊扣孫立人人格特質對於戰役扭轉乾坤的關鍵性影響，從中整理拼湊此役更完整的面貌，以重建史實，對於國民政府投入仁安羌之役的前因後果、國際局勢有相當詳盡的解說。
國大黨與國民政府合作無間的親密情誼何以無法持續下去，瑪妲玉教授和方天賜教授文章解答了為何雙方關係出現戲劇性變化之疑惑。瑪妲玉（Madhavi Thampi）教授發表「1943-1949年期間印度駐華使節對中國變動情勢的觀察」，透過梅農（K. P. S. Menon）與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兩位印度駐華使節對中國的觀察與紀錄，並呈報給印度政府的非正式報告。從印度的觀點觀察中國動盪情勢與國共內戰的走向，以協助德里理解中國情勢的快速變遷，見證國民政府走向潰敗，共產黨如何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瑪妲玉教授出身於外交世家，上述所提之梅農即為其外祖父，家族後輩繼承梅農衣缽，亦是出色的外交家與中國專家，由其執筆還原此段歷史，更具說服力與可信度，特別是論文中描述了梅農對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良好印象，毋庸置疑的在某種程度一定影響了後來尼赫魯的判斷與決定。
與上一篇論文互為對照的則是方天賜教授接力撰寫的「羅家倫出使印度評析：1947-1949」。方教授參閱羅家倫先生日記手札，闡述羅家倫使印經歷與貢獻，在艱困情勢下如何落實國民政府的政策，既要捍衛西藏主權，同時亦要維持中印友誼，透過羅家倫先生的自述文獻，以第一手資料觀察中印國際地位的此消彼長，印度政策轉向的徵兆，一直到中印斷交結束使印工作，使吾人瞭解到當時對印工作如何從親密、極力爭取到無力回天，更顯艱困情勢下，外交工作難以向外界道盡之辛酸血淚。國民政府是最先承認印度獨立地位的支持者，指派羅家倫做為首任駐印度大使，基本上是中印親密情誼的具體展現。印度與國民政府情誼轉變，由以上四篇文章可尋其脈絡，儘管在戰爭期間雙方民族主義領袖相互扶持，然基於政治目標的差異，終自斷交不相往來達46年之久，箇中因素值得以學術方式，進行更深入的探索。
二、西藏問題的源由
西藏問題亦是英國殖民下的中印歷史遺緒，至今仍牽動敏感神經。英國和西藏雙方於1914年簽訂《西姆拉協議》，劃定了西藏與英屬印度的邊界，為日後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和錯綜複雜的西藏問題埋下伏筆。鄧文正教授撰寫「西藏在國際法實踐中的地位」，援引國際法中國家組成要件以及條約簽訂主體探究西藏主權的爭議，耙梳歷史法律文件後，指出基於數世紀以來西藏地區和中國存續特殊關係，由朝貢關係到成為不可分割領土的一部分，以及英國與中國所簽訂的一系列涉及西藏的條約而言，英國承認中國擁有西藏主權是毋庸置疑的；同時，1911年革命僅影響中國內部的政府型態，並不代表西藏與中國的從屬關係將因清朝的終結而結束。張棋炘教授則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難題：中、英、印三方關係下的『西藏問題』」中，延伸探討西藏問題的另一面向，在國際強權特別是英俄兩國在亞洲的權力競逐，如何埋下懸而未決的中印邊界糾葛。兩篇文章一則由法律觀點，一則由國際權力政治觀點，道出國際政治干預下領土歸屬的難題。
三、華人移民史另一篇章
在嚴肅的國際政治議題之外，本書另論及中印文化交流面向，同樣聚焦於中印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反抗。嘉馬希教授（Kamal Sheel）執筆「胡適與中國的印度化：點評中國對印度論述的知性源頭」，主要表達19世紀末20世紀初皆是中國與印度智力強烈激盪時期，並努力擺脫歐洲殖民主義桎梏，重新型塑能夠與西方相抗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論文以胡適批評佛教滲透中國文化場域，使中國社會呈現停滯、喪失理性討論和獨立思維之負面批評為開端，嘉馬希教授一方面認為胡適的指責是對佛教扭曲的解讀，但更是凸顯有志者的用心良苦，希冀為當時停滯不前的中國現狀尋覓出路，透過閱讀此篇文章，吾人可感受到一種當代知識份子的憂慮。
釋覺明教授同樣聚焦知識份子的對話，以「譚雲山與泰戈爾：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印文化交流之歷史紀實」講述中印文明交流。譚雲山是中國著名的旅印學者，提倡中印友好關係重要性而有「現代玄奘」之稱，本文記錄了譚雲山多年來致力推動中國與印度知識界互動交流之過程，特別是協助泰戈爾共同創立了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中印文化間的連結性不必多言，自玄奘天竺取經，將印度佛學經典傳至中國，源遠流長，恆古至今，以上兩篇文章進行了相當細緻的探索。
最後，由潘美玲教授撰寫「印度被殖民時期的華人」，也是筆者深感興趣的華人移民史議題。印度加爾各答是華人移民主要的集散地，英屬印度時期，華人移民為了逃離動盪與貧困長途跋涉至此，鮮明的展現兩百多年來漫長而艱辛的另一段華人移民史，尤其搭配紀錄片《邊界移動兩百年》的歷史影像，更能體會出移民者難以抹去的顛沛流離記憶，夾雜於文化衝擊、歷史恩怨和政治糾葛的困境中，所揮之不去的尷尬身分認同。潘教授關切華人離鄉背井至印度尋求機會的背景，以及華人與印度社會的關係，在這期間華人旅居/返鄉的心理期待，到現在成為「少數族裔中間人」（middleman minority）的身份，扮演協調當地統治菁英與居民的協調角色，最終隨產業變遷成為「華裔印度人」（Indian Chinese），不讓印度華人在時代洪流中銷聲匿跡。
綜合而之，全書描述中華民國與印度曾經友好緊密的互助時期，娓娓道來，考掘豐富珍貴史料以及重要人物回憶錄，補足歷史的缺塊，可謂繼吳俊才《印度史》之後，最重要的中文繁體著作，相當有助於台灣做為印度研究的發展基礎，展望未來，在此基礎上重新搭建台印合作橋樑與默契，本書非常值得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