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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鑫佑 & 黃捷歆 / 中興大學國政所碩士生
由國立中興大學主辦的惠蓀講座於上週五（3/28）以「國民快樂指數：動亂世界下的遠景」為題，邀請了前不丹王國總理暨第一任不丹王國民選總理 吉格美．廷禮（Jigme Y. Thinley）先生針對不丹在推廣相關政策方面的經驗。在演講中，廷禮先生談論到該國實行有年的國民幸福指數（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並說明什麼才是快樂。
事實上大家對於快樂的的定義並不一致，問了 100 個人，可能會有 101 種說法。對於什麼才是快樂，廷禮先生表示：「快樂並非是短暫的，而是永續的，如果一個事務給你的只是一時的快樂，那樣變不叫做快樂。」，不丹的國民幸福指數政策行之有年，這次自第四任不丹國王 吉格梅．辛格．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ck）結合了不丹特殊的宗教文化所提出的概念，不丹政府量化了「幸福與快樂」，並以國民幸福指數取代一般國家所採用的國民生產毛額來做為國家發展的重要指標，而這樣的指標也在 2010 年被聯合國所採用。
（廷禮先生於國立中興大學之演講）
除了為快樂的定義做了註腳外，廷禮先生也提到，作為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有提供國民幸福與快樂的責任。因此在國民幸福指數的四大支柱不僅涵蓋了國民的生活水平與文化，也強調了國家治理跟經濟環境：環境和資源保護、公平和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傳統文化的保留、優良的治理制度。在 2006 年由英國萊斯特大學所公布的「世界幸福地圖」顯示，不丹的幸福指數在全世界排名第八，在亞洲則排名第一，然而隨著近年來不丹的政治、經濟的開放，這樣的排名似乎也正逐漸的下降。
首先我們從政治面談起。從 1907 年烏顏．旺楚克（Ugyen Wangchuck）建立了不丹王國起便一直採用著君主世襲的政治制度，直到 2006 年年初，第四任的 辛格國王宣布了一項關於不丹政治制度的重大改變，辛格·旺楚克將於 2006 年年底退位，並把王位交由其子－吉格梅．凱薩爾．納姆耶爾．旺楚克（Jigme Khesar Namgyel Wangchuck）繼任，同時也宣布將於 2008 年進行首次的國會選舉，從原有的君主世襲改變為君主立憲。
（轉為君主立憲的下一任國王－吉格梅．凱薩爾．納姆耶爾．旺楚克。圖片來源）
對於如此的轉變則意味著兩件事，首先開放了國會選舉，不丹人民將對國家的政策及方向有更多的選擇，而相對的為了爭取執政機會，政黨可望能夠開出夠多有利於人民選擇的政見；其次，不丹的地理環境因為身處中印兩國的邊境，在這樣的地理環境下，並且加上選舉的開放，不丹的政治難免受到兩國的政治、經濟力量左右。
中、印兩強對於不丹的選舉影響力展現在 2008 及 2013 年的國會選舉上，首次的國會大選由不丹繁榮進步黨獲得執政組閣的機會（由當時的黨魁吉格美．廷禮擔任總理），然而因為政黨的意識型態及相關政策，試圖讓不丹脫離印度的控制而傾向中國，為此印度一度中段了對不丹的援助，導致 2013 年大選中的政黨輪替，人民民主黨獲得議會多數上台執政。
其次在經濟方面，2002 年起不丹開放外國直接投資，並於 2005 年公佈相關的實施細則，這意味著不丹在經濟上將日趨開放，雖然這些外資大部分都來自南亞國家，尤其是印度。這樣的經濟開放反應在不丹的人均所得上，2006 年不丹人均所得為 1400 美元，到了 2010 年則上升到了 2000 美元，2012 年的報告則已經上升至 2420 美元。辦隨著不丹政府的市場開放、全球化以及現代化政策，國內的社會問題也逐漸凸顯，如此的政策不僅帶來了物質上的豐富，手機、電視、等高科技 3C 產品進入的不丹，對這年輕的世代造成了許多的文化衝擊，甚至在過去不丹不曾發生過的竊盜、毒品氾濫、酗酒、自殺及失業率升高等社會事件至今仍然頻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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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顯然的，不丹正面臨著政治經濟開放，以及衝擊本身制度的兩難。對於這樣的兩難，廷禮認為經濟的發展勢必帶來環境的破壞，這是許多國家都面臨的難題，然而不丹並非不關注經濟的發展與社會問題之間的平衡，這類的問題關鍵在於執政者希望留下什麼東西給子孫。最後廷禮也對身處中、印兩強間的國際關係做的論述，他說，我們不能決定我們的鄰居是誰，當然我們也不可能要求他們搬家（笑），因此不丹身為之間的小國，我們儘可能做的就是發展我們的對外關係。
在聽完了近兩個小時的演講後（即便我的英文聽力並不是非常的好），似乎感覺到不丹的現況與臺灣有那麼幾分的類似。近日服貿的 30 秒審議所引起的太陽花學運，在我眼中無非是一種「面臨開放經濟市場以及開放市場後的衝擊兩難」的議題。臺灣這塊土地繼承了中華民國令人驕傲的憲政民主傳統，而在這次的事件中，執政者對於市場開放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宛如飛蛾撲火，宣導人民「簽訂服貿，利大於弊」的概念，急於與對岸的中國大陸簽訂服務貿易的協議，沒缺乏了監督的機制，同時也犧牲了民主憲政的程序正義。
讓我們回到廷禮先生在演講所提到的概念，關於經濟開放與國民的幸福，這類的問題關鍵在於執政者想要留下什麼東西給子孫，同時也必須思考，快樂與幸福必須是永續的，並非一時的愉悅。不可否認的，臺灣面對當前的經濟困境確實有必要對外走向國際，當亞洲許多國家都在簽訂區域的貿易協定時，東亞地區僅剩臺灣與北韓還被拒於大門之外。然而我們也必須思考的是，是否為了這樣的經濟困境突破，我們必須犧牲掉憲政與民主的驕傲？
我們主要擔心的不應該是中國大陸的市場（或許這點可以放在其次），應該擔心的是，當國家機器已經擺明了破壞制度，同時也以黑箱的作業方式來處理這份兩岸協議的同時，那麼服貿是否還是只是單純為了突破經濟困局的服務貿易協定？如果我們可望同時保有經濟物質資源豐富，並且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臺灣，那麼當政府在與對岸簽訂相關協議以及國內立法院審查的時候都應該秉持著這樣的目標才是。
在自由市場的概念之下，並沒有所謂的贏家或輸家，存在的不過是誰能夠在這樣的環境下「少輸一點」，因此什麼是「利大於弊」也不過是一種含糊不清的結論（難不成中國大陸就會弊大於利嗎？）而如何在自由市場中「少輸一點」這些都是國家可以提前做準備的，而不是召開消極的公聽會，或是謝謝指教，更不應該是我已經聽到了，一切依法辦理。
這次的太陽花學運當中，發起的社會階層主要來自學生，除去對於政治上的疑慮，而用另外一種思考角度，象徵著這個年輕的世代正對於當前的社會體系提出控訴，大人們造就的這樣的環境，然而卻指著我們的鼻子說我們是爛草莓，最後也期待著太陽花學運可以形成一個制度的轉捩點，因為有這樣為了事件挺身而出與控訴人們，臺灣的未來能夠有一點點的不同。
（作者與廷禮先生合影）
【參考資料】
[3] 關於中印如何影響不丹選舉，可參閱 陳牧民，〈全球政治評論〉，《強權陰影下的民主試驗：2013 年不丹選舉結果分析》，2014，第 45 期，頁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