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亞觀察導讀｜本文作者奎壁在今（2023）年年初，曾向讀者介紹了在西藏、印度、臺灣及中國之間輾轉的流亡藏人，並從過去的歷史發展、戰亂與解密的歷史資料，書寫了這些流轉各地的藏人的故事。本文作者則以流亡法國的藏人為背景，從一位在當地中國餐廳工作的藏人員工之死，探討整個在法流亡藏人社群的結構性問題，對外界的我們來說，這一位藏人之死表像上只是族群衝突的結果，然而作者則從不同角度，包含社會經濟、移民扶養、教育資源、性別差異、勞動關係及中藏情緒等面相來看這起事件，縱使看似獨立的社會因素，但卻有連綿不絕的連帶關係。這個段落，傳達了海外藏人社群內部所存在的衝突，包含世代、地區、資源的衝突，同時在身為臺灣人的角度下，應該從何種角度去看待流亡藏人的困境，也是值得我們深思與衡量的。
著｜李奎壁，1991年生於臺南， 2017年畢業於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碩士班，現生活在臺北。她的作品關注移動的人群、因為移動的軌跡所串連起來的事件，以及這些事件對於今日社會及社群媒體的影響。
流亡藏人社會的內部衝突
Norbu在參加遊行後直言，居住在歐洲的數年來，「從未見過如此大規模的藏人族群集結」；Tsering在比利時的理塘流亡藏人社群中協助行政事務，也租了2臺巴士前往巴黎聲援。由於Tsultrim之死所引發的事件也反應了族群內部的其他問題，數日後，Norbu的家人在Achères Ville被白天在河畔喝到爛醉的藏人無端訓斥，根據藏文口音推測，可能是在印度出生的第2代流亡藏人，他們認為Norbu的家人長相特徵「不像藏人」，更稱出生於西藏的藏人在教育程度與各方面的能力皆遠不及在印度出生成長的藏人。
實際上Norbu的家人從西藏到印度，再從印度來法國不滿6年，曾獲得法國政府給與年輕移民族群的獎學金，訓斥者的觀點以及行為顯現了幾個長期存在於流亡藏人社會內部的問題（並非僅限於在法流亡藏人社群1）：
藏人或社群之間缺乏對於西藏不同地域間的理解與包容，流亡藏人2代對於第1代流亡藏人的偏見，以及酗酒等社會問題。
在藏人行政中央所劃分的西藏疆域中，含括了衛藏、康巴與安多3區，幅員遼闊，網頁「西藏的行政區劃」當中提及了不同地區間不同的治理形式。但對於出生於印度的第2代流亡藏人而言，因為缺乏西藏的生活經驗，對於不同地區間的差異性僅能透過父母言說與流亡教育等間接方式習得，形成印象中的「藏族群樣貌」，實際上缺乏多元性觀點，在「不像藏人」這句話的背後，其實暗示著「認為對方更像『漢人』」的嘲諷；因成長環境的差異，即便年紀相仿，第1代流亡藏人與第2代流亡藏人間也存在著生活習慣的差異；酗酒雖是南亞的流亡藏人社會中因為缺乏工作機會、深感未來茫然以及逃避現實時所出現的個人行為，值得警惕的是，這樣的習慣即使移居到擁有更好的生活水平的歐洲並未消失，並且發生在公眾場所，由於酗酒引起的言語衝突、演變為肢體衝突的可能性不得不讓人謹慎以對。
隨著藏人離開中國難度的增加，可以想見的是，未來離開南亞、抵達歐洲的流亡藏人將越來越以出生在南亞的第2代流亡藏人為主，也極有可能發展出與南亞的流亡藏人社群或在西藏生活的藏族群截然不同的面貌。
對世界的想像
在Tsultrim死亡事件發生前，2022年7月9至10日是當年度藏人們慶祝達賴喇嘛生日的聚會，聚會地點位於巴黎文森森林（Le bois de Vincennes）的寶塔（La pagode de Vincennes）。
寶塔始自於1931年巴黎殖民博覽會，而後在1977年修復，並且做為宗教場所使用，曾經是第1代因政治因素逃離家園的柬埔寨難民在法國的宗教集會場所，這些難民當中也包含了柬裔華僑。後來因寶塔的建築設計不符合原鄉（柬埔寨）宗教場所的使用習慣，僅使用了2、3年後大部分的宗教活動都轉往外省舉辦，如今寶塔仍是在法國的佛教徒舉辦聚會的場所2，主建物旁是1974年成立的法國噶舉中心。
鄰近寶塔的還有移民博物館（Cité nationale de l’histoire de l’immigration），同樣建造於1931年的巴黎殖民地博覽會，在1990年代學者與大眾的倡議下改建為博物館，使命是「收集、保護、展示與提供19 世紀以來和法國移民歷史有關的事物；有助於認識移民人口融入法國社會的途徑，並改變對於法國移民的看法和心態」3，目前移民博物館內仍保留了歐洲人解放黑奴，並且為非裔族群帶來醫療與知識等具爭議性的圖像。移民博物館也曾經是難民及移民在法國抗爭政府移民政策的地點，如2010年近500名在法國工作但無法取得有效法律文件的移民/難民佔領了博物館，在羅賓．奧斯托（Robin Ostow） 的文章《佔領移民博物館：巴黎非法移民/難民與其國族的代表》（Occupying the Immigration Museum-The Sans Papiers of Paris at the Site of their national representation）4中，描述了這場佔領運動，其中也提到活動當中也有來自中國無證件移民的加入。
達賴喇嘛的生日聚會由藏人行政中央駐巴黎辦事處主辦，以寶塔為聚會中心，有歌舞表演並且販售藏式點心，需購票入場。參與者多是藏人，僅有數名歐洲遊客加入，會場擁擠且略顯雜亂。鄰近寶塔的草皮上圍滿了野餐的藏人，也有些藏人趁著人潮做起了涼粉、風乾牛肉與藏毯的生意。下午時刻，數名藏人青少年帶著大批全新的adidaas與New Balance球鞋在會場購票處旁擺起了攤，不遠處就是殖民地博覽會留下來的木雕，人群無視木雕飲食休憩，顯然，大部分活動參與者並未意識到他們與寶塔做為法國的移民歷史場景的關係。
策略？
Kora Tsokpa（繞塔協會）在疫情期間曾經試著向藏人行政中央駐巴黎辦事處尋求援助，按照Losang的說法，他們並未獲得足夠的協助，多數援助來自於歐洲的志工與營地裡的藏人參與者。
回到世界報引述藏人行政中央駐法新聞官Céline Menguy對於Tsultrim之死的說法，將流亡藏人到中國餐館打工並未受到良好的對待作為事件的回應，這個說法似乎過於簡化流亡藏人與華人間複雜的網絡，但也有可能，是因為其官方身分的流亡性質在外的受限。這個形況在原應受到協助的個人或組織發覺自身有能力透過他國的社會救助系統改善問題時，兩者的關係有可能產生什麼樣的轉變？
2023年初，Kora Tsokpa的參與者有感於自身在組織事務經驗上的不足，希冀透過討論會的模式與其他地區或國家的藏人組織，以及各該政府單位展開交流，駐法國台北代表處也在他們希望接觸的對象當中（實際接觸與否尚不得而知）。當時台灣因中國的議題在外國媒體上頻繁露出，Losang認為「台灣與西藏在國際上的處境相似，雙方的交流能夠提供彼此借鑑之處」，但Losang並不知道是否可以使用Kora Tsokpa作為代稱的的團體，他們的目標僅止於經驗上的交流與分享嗎？為什麼他們不透過藏人行政中央駐巴黎辦事處接觸駐法國台北辦事處？
2023年中，我再次收到Losang的消息，此次是他希望為組織購買一台二手車供拓展服務與救助範圍所用，而對外募款。但在法國中餐廳打工的流亡藏人薪資其實已經趕上法國人的平均收入，更有高於平均收入者，多數台灣人的薪資應是低於在歐洲打工、尚未取得居留證或已經取得居留證的流亡藏人，這些資訊在網路上唾手可得，這個奇怪的提議背後意味著什麼5？
臺灣、流亡藏人、新型態的中國民族認同與歐洲
若對照1950至60年代遺留在台灣的西藏相關檔案，這並非第1次流亡藏人以個人或是組織名義向台灣遞交信函或試圖建立起雙方的關係。
不同的是，從要求直接的金錢援助6，再加上了經驗的交流與聲援，就Losang的用詞，其可能的形式是「自我教育與學習的工作坊」、「講座」等。在收到募款消息後，我又向Kora Tsokpa的其他成員求證組織是否確實有這個需求，但收到的訊息多是說自己已經離開Kora Tsokpa，不便回應或是不直接回應，由此或許可以推測Kora Tsokpa與其他流亡藏人自我組織的團體相似，仍然帶有流亡的性格：缺乏長期性的規劃、組織人員流動大、內部意見未經過民主程序統合，以致於容易成為少數執行者意志的延伸，或是缺乏內部的溝通管道與民主機制等。讓人警惕的是，如Kora Tsokpa一般的流亡藏人小型團體，在經由印度與歐洲漫長的歷練及與外國行政機構、非營利組織實際上的接觸，他們已經了解來自於流亡社會內部的個人或是行政機構的資源，並不足以協助或支持其計畫的運作，而國外的個人資助者或是團體，對於流亡藏人團體的支持，始自於宗教及人文關懷，實際上這些海外資助者會團體對於流亡社會的理解並不深刻，因而他們與其他流亡藏人機構保持了友好卻有距離的關係，並且試圖塑造對外的良好形象。
實際上，這些充滿象徵意味的交流活動是否發生、質量如何、是否向外落實真正的溝通，其重要性對於團體而言可能不會太大，反而透過情感上的號召7，達成獲得資源（不論多寡）可能才是最終目的地。但這樣的團體極容易獲得流亡社會中的關注與良好評價，因為相較於政府機構繁瑣冗長的行政程序，保證了協助的立即發生，即便這個協助可能對於從根源上解決問題能力有限。在Whatsapp中他們（Kora Tsokpa的管理階層）創建了群組「Tibetan Help Center」，旨在提供在法藏人生活協助，群組中的成員多達上百人，包含了一些國際志工。
近年來，中國的影響力透過政府支持的倡議以及商業貿易、文化交流等形式在歐洲顯現並且逐漸增加，其透過民族政策轉變所形塑的中華民族或新中國人認同，除了對出生與成長在中國的人產生影響並且透過向歐洲的中國移民持續發揮外，對於出生在東南亞或其他地區，從未造訪中國而輾轉來到歐洲的舊世代華人也能夠引起一定程度的認同，隨著舊世代華人在歐洲的參政或是從商，間接對歐洲社會發揮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在雷內．比吉（René Bigey）與艾力克斯．何塞（Alex Joske）撰寫的《茶葉王子：中國共產黨在法國政壇的網絡》（The tea leaf princ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etworks in French politics, 2022）一文中對此有詳盡的分析。
而歐洲的教育系統也影響著已經取得公民身分，或在歐洲受教育的華人族群，然而他們同時也面對著中國向國際所傳遞的價值的選擇，可以想見在未來數年間，這些選項拉扯將會持續進行。流亡藏人是否能如離開中國餐館另謀其他維生辦法，或是終止對於中國移民所提供的廉價租房的依賴，可能短期內難以看見立即性的改變。台灣與流亡藏人是否有可能在疫情後快速改變的國際情勢中，透過非官方組織發展出實質上對雙方皆有助益的合作機會，在雙方對彼此缺乏充分理解的狀況下，可能道阻且長。
作者按、編按
- 這個問題廣泛存在於境外流亡藏人社區中，在社區中即便同年紀的流亡藏人，第1代與第2代流亡藏人也會因為飲食習慣（第2代流亡藏人的飲食習慣更在地化，更容易接受印度與尼泊爾的香料等），生活習慣等差異，形成各自的小群體。 ↩︎
- 華人移民在聚集區，如巴黎第13區，有自己的宗教祭祀場所。 ↩︎
- Décret no 2006-1388 du 16 novembre 2006 portant création de l’établissement public de la Porte-Dorée — Cité nationale de l’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
- Edited By Amy K. Levin, Global Mobilities: Refugees, Exiles, and Immigrants in Museums and Archives, Published December 12, 2019 by Routledge. ↩︎
-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依照Losang的薪水，要在法國買到這樣的二手車應該綽綽有餘，尚不需要向平均薪資低於法國非法移民打工的臺灣人募款才是。 ↩︎
- 後續的討論我（作者）並沒有接觸到，只知道除了二手車募款外，想要從（臺灣駐法）代表處獲得更多資源，當時他們的說法是尋求某種「幫助、「自我教育的機會」或是討論，但實際上是否單純僅止於此，在數次談話下來，我想並不單純。這也是後來我覺得這個議題應該被討論，並且寫這篇文章的原因。流亡藏人正面對著內部的分裂，包含了傳統藏區不論在政治或宗教上原本就不是一個統一的群體，流亡加速了族群的凝聚，但當中的衝突如新舊世代，不同藏區，離開南亞、藏區時所面對的問題不同，連帶也產生不同的觀點與衝突，這些並未被即時處理。在這當中，我們（台灣人）將自己視為流亡藏人族群外部的資源，極為容易便引起流亡藏人團體的注意，畢竟資源的多寡與社群內部影響力的高低有時有一定程度的關聯。這並不會是首例，早在1990年代之前，我所閱讀的遺留在台灣的藏人檔案中，便有流亡藏人從英國發信來台，尋求對於團體援助的例子，在軍情單位的一份報告中直接指出了當時台灣政府給予這些無法確認背後組織狀況的團體的援助，其實無法達成任何實質上的改變並且容易讓中間人中飽私囊。也因此，希望在這篇文章中傳達除了人道關懷外，以能凸顯環境與事件背後複雜的現實面。 ↩︎
- 對外，這些情感號召保障了流亡藏人群體在資源上的取得，對內，強調民族主義式的號召也加強了行為的正當性，並吸引更多流亡藏人加入團體．在歐洲流亡藏人與其他相同處境的難民團體缺乏交流，也缺乏討論，這可能是這類情感號召在未來所需面對的更大的隱憂－形塑了一個極度向中心集中的組織，並且缺乏與其他族群間的同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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