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亞觀察導讀｜猶然記得十幾年前，剛進入大學時看過的，由吳米森導演拍攝的紀錄片《西藏 臺北》，片頭引用了藏人詩人丹曾宗智的一段話「我是西藏人/但我不是來自西藏/從來沒有去過那裡/我卻夢見/死在那裡。」我知道臺北有條西藏路，高雄也有條西藏街，我同樣也不曾去過拉薩，但總能在臺灣的街頭看見喇麻裝束，或是看到每年3月份紀念西藏抗暴日（3月10日）的遊行人潮，以及隨風擺動的雪山獅子旗，對於西藏的認識彷彿像是遙遠卻又倏然出現的記憶片段。本文作者李奎壁透過解密檔案的閱覽，以及與藏人社群的接觸，從3段訪談紀錄，嘗試拼湊出在臺藏人的過去與現在，從種種的社會背景、族群分和、諜報抗衡、黨國政治、利益與理想，作者也嘗試盼能從藏人的脈絡來提醒臺灣與世界的出路或契機。
著｜李奎壁，1991年生於臺南， 2017年畢業於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碩士班，現生活在臺北。她的作品關注移動的人群、因為移動的軌跡所串連起來的事件，以及這些事件對於今日社會及社群媒體的影響。
自達賴喇嘛1997年第一次造訪臺灣開始，西藏議題以及對於流亡藏人的討論在臺灣逐漸增加，當中不乏提及臺灣、西藏與中國自20世紀以來複雜的歷史者，如林照真的《喇嘛殺人》（1999）、林孝庭的《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1949）》（2006）等，相關運動近年來更與其他人權組織組成策略性聯盟，臺灣與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的往來也逐漸破冰，並且試圖邁向正常化，如「臺灣國會西藏連線」（2016-）、「臺北市議會西藏連線」（2019-）等。
但若我們回溯第2次世界大戰前的檔案與文獻，早在1927年之前，就已經出現（臺藏）雙方往來的相關紀錄，如：1927年論及傳教士[1]深入西藏並且以臺語白話羅馬字書寫的遊記[2]；在醫生兼臺灣本土文學運動推動者吳新榮所遺留下來的日記[3]中，也提及1959年藉媽祖出陣頭的宗教活動聲援藏人一事，吳新榮同時也是228事件的受害者。若我們將日本帝國對於西藏的態度納入今日對於臺灣與流亡藏人的研究脈絡當中，並且借助日文報紙「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將可以更透徹地理解臺灣與西藏雙方的關聯性並不僅只從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民族主義式的新中國夢開始，而是混雜了殖民主義及20世紀初帝國主義在中亞的角力，冷戰時期由美國介入，在臺灣所進行的西藏士兵軍事訓練，及因此在南亞產生的紛爭不過是兩者相加乘與延續的結果，只是相關文獻保存不易，相關檔案也亟待開放、翻譯與整理。
在藏人行政中央與北京自1979年以來的談判陷入僵局已久，臺灣的蒙藏委員會（Mongolian and Tibetan Affairs Commission）於2017年正式裁撤[4]，早年西藏相關檔案逐漸解密，並且在得以公開閱覽的今日，我們更急需一種能夠跳脫大中華史觀以及其下所對應的漢藏民族主義論述觀點，透過正視過去殖民的歷史以及檔案的重新閱讀，或許可以為臺灣與世界的關係探尋另一個可能的方向。
自2021年起，我訪談了一些居住在臺灣的年老藏人或長期接觸藏人者，並摘錄出其中幾篇改寫為本系列文章的內容，透過他們的故事，或許我們得以拼湊出這條前往共存之地的路徑[5]。
之一：被遺留下來的人
她的名字是仁增（Rinzin），住在臺北市的頂樓加蓋公寓，她偏好花樣繁複的碎花圖樣，冬日裡總是穿著深色底灑花內刷毛的長褲、淺色底印花上衣，肩背市場上常見的防潑水滿版花紋側背包，一把毛躁地半長髮，被草率地染過。不知道是因為染髮的人貪求效率，抑或是仁增乏力的雙手已經無法負荷長時間舉起的梳子重量，灰白與栗色在她頭頂上粗糙地交相疊錯，與從頂樓加蓋套房的窗戶望出去的臺北風景一般，陰鬱雜亂。
總的來說，她的穿著與一般居住在臺北等待都更建物中的老太太無甚區別。仁增與這些老太太們都擁有一段極其艱辛的年少歲月，年老時又被一紙若有似無的承諾困在塑膠板擋著壁癌的住宅中，終其一生的等待撐著她們的脊椎，使她們得以體面地面對下一個天明。她的房間擺設簡潔，除了謹慎地被保存在相框中的照片透漏了她在世界上遷徙的年資，熱水壺、裝飾用的牡丹粉骨瓷咖啡杯組以及小巧的烤箱，雖有些使用痕跡卻不陳舊，房間角落擱著一只嶄新的美式街頭風格印花行李箱，大小恰好夠裝滿一週的衣服，這是慣於面對動盪的人的習慣－隨時準備好離開，即便她已經在這頂加套房住了10年，但仍極有可能，會繼續住下去。
她清晨3點起床，誦經2個小時，解凍一包從自助餐打包回來的五穀飯，泡著熱牛奶當早餐。週一至週五的早晨是她在麥當勞的打工時間。當她與同事說話時，或許有人從她的中文口音與特殊的姓名揣測她來自於偏鄉，卻少有人能夠猜到她是一名藏人，也鮮少有人問起。這可能反映了島嶼人想像力的貧乏，或者可以說，略顯粗心的善意。
仁增出生在中國共產黨軍隊進入拉薩的前一年。據她的描述，她來自於衛藏（Dbus Gtsang），出生不就便被父母攜著流亡印度，3歲半進入馬蘇里的中央學校（Central School for Tibetans, Mussoorie）就讀。她的父母是第1批在北印度山區修築公路的流亡藏人之一，待公路修築告一段落，又加入了南印度流亡藏人社區的屯墾團，並且在屯墾地點蒙古治（Mundgod）有了暫時的棲身之所。
18歲前的歲月，仁增多半在寄宿學校中渡過，學習藏文、印地語、英文、等基礎學科，與她同樣在學校學習的還有後來陸續抵達印度的成年流亡藏人，參與學校的英文課程，學成後即離去。因為路程遙遠，她只能在長假時回家探望家人。比多數流亡藏人幸運的是，畢業後她考取了加爾各答的蘇菲商學院（Suffee Commercial College），在家人的支持下得以進入金融專業領域學習。
但即便是良好的語言以及專業技能，也不保障理想與現實的平衡：大學畢業後她先在南印度擔任公務員，當時她的父親已經去世，年邁的母親健康狀況因為經年累月的勞動而每況愈下，姊姊攜3名稚子返回南印度的家中長住，她200盧比的月薪實在無法支應龐大的家庭開銷與醫療費用。不得已之下，仁增再次離開家人，到尼泊爾的私立學校擔任英文教師。
1970年代以來，尼泊爾曾成立數間由臺灣方面出資或間接贊助的學校，給予流亡藏人學生高額獎學金，掛名的校長通常是與臺灣關係友好或是在臺灣定居的藏人，有些人與公部門關係匪淺。然而這些學校在在臺灣歷經解嚴、邁向民主化，本土意識抬頭的1990年代後，與流亡藏人的關係產生變化，轉手給當地人經營或就此倒閉。經由學校培養的流亡藏人學生，不一定會前往臺灣，部分流亡藏人學生在畢業後會被轉往印度的職業學校受訓，並且在亞洲其他國家取得工作機會。在一些特殊的案例當中，也有人透過工作之便，以難民的身分取得美國國籍，就此定居美國。在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1986）後不久，仁增則透過朋友的協助輾轉取道香港來到臺灣，當時她身上只有100美金的存款。
最初，她在私人佛堂協助打掃並為僧侶烹調食物，並認識了年長她30多歲來自於康區（Kam）的丈夫廷列彭厝（Thinley Phuntsok）。尚存於臺灣的西藏檔案當中，廷列彭厝的中文名是車爾美，1959年與其他7名藏人共同自印度搭機來到臺灣，當時一起抵達的有嘉瑪桑佩（Chama Samphe）與妻女[6]、明珠仁波切（Mingyur Rinpoche）[7]、阿夏（Asha）[8]等。由於嘉瑪桑佩曾經參與了藏族在四川一帶與中國共產黨的戰爭，在蔣介石以華人為主體並且含括「新中國」疆域內其他民族的民族主義主宣傳[9]當中，很快地便以反共義士、民族代表的身份出席政治場合，在一些文獻中，也提及他來臺之後曾經往返於臺灣與印度的流亡藏人社區。其他人所留下的照片不多，照片中車爾美經常伴隨著明珠仁波切左右，其中一些拍攝地點位於外島的軍事管制區。
仁增對於車爾美的工作所知不多，只知道與情報工作相關，畢竟她在抵達臺灣後才開始學習中文，生活瑣事皆須仰賴他人協助，還無辦法理解當中複雜的政治角力。她與車爾美住在政府配給的日式平房，位於天母，距離國家安全局不遠，不遠處就是以創立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或軍統，1932-1955）的戴雨農所命名的社區。嘉瑪桑佩一家人所分配到的宿舍也在附近，他的女兒們就讀以外交人員子女為主的美國學校。
她在社區中擔任私人英文家教，1堂課學費300元臺幣，頗能應付生活。據她回憶，天母曾經聚集了早年來臺的藏人，下班時間，人們經常到彼此家中作客。有一名瘦高、講話風趣的安多人（Amdo）經常來廚房打下手、協助她包餃子；另一位同樣來自於安多的人是車爾美的同事，後來與臺灣女性結婚，妻子在臺北教書。
多年後宿舍因老舊被政府移作他用，她與車爾美遷居到政府配給的新式公寓中。公寓位於今日的信義區，鄰近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10]設置的「西藏兒童之家」。她與車爾美住4樓，3樓供明珠仁波切起居使用，5樓有數個房間，是西藏兒童之家工作人員的宿舍，他們多半來自於西藏、印度與尼泊爾。
仁增也在兒童之家擔任語言教師，每週6教授1至2小時的藏文課程。最讓她印象最深刻的是，課堂中有2名女學生幾乎不說話，也不參與學生間的活動，起先她以為是因為初來乍到、對於陌生環境的害怕所致，直到某天她以尼泊爾語詢問2人日常生活情況，才驚覺她們2人都是尼泊爾人，不知為什麼以流亡藏人孩童的身份入境臺灣。當時臺灣因仍堅持含括其他民族固有領土的新中國疆域以及作為中國的合法代表，在南亞流亡藏人社群裡的風評極差，大部分流亡藏人即使經濟困頓、無法供應子女良好的學習環境，也不願將子女送到臺灣就學。但受難災胞的救助系統中給予流亡藏人豐厚的物質條件，時常吸引其他族群冒充流亡藏人領取，類似的事件反映了當時身份審核機制的問題，但也有可能，同時混合了行政系統為了績效所做的默認與允許。
1987年拉薩發生衝突時，仁增在蒙藏委員會為流亡藏人所開設的職訓課程學習電腦，透過英文報紙得知的她憤慨且悲傷，同是流亡藏人的同學卻告訴她，沉默是金。她因為這件事與在臺流亡藏人的沉默，和出生西藏，選擇在臺灣公務員體系任職多年的藏人發生爭執，這名藏人公務員最終只告訴仁增：「先填飽肚子，再追求理想。」
仁增在車爾美過世後不久，被迫搬離政府所提供的公寓。她見過許多在臺灣的西藏檔案當中被記錄或遺忘的人們，為他們烹調食物、一同享受春日出遊的時光，可能也包含了那些因為返回西藏蒐集情報而再也沒有回到印度、尼泊爾或臺灣的人；她知道他們真正的暱稱、飲食喜好，在充滿各種算計以及為了滿足宣傳目的而被撰寫，並且遺留下來的文件當中，或許她才是知道最多真實的人，雖然對她來說僅只是雞毛蒜皮的日常。
延 伸 閱 讀
〈西藏兒童之家〉
作者按、編者按
[1] 尚無法確認該傳教示的出生地，依據現有檔案僅得知檔案中的對象「正準備回去英國」，但類似的檔案應該還有一些，只是尚未整理出來。值得注意的是在內文的臺語音譯中將「西藏」翻譯為「西藏國」，顯示了與國民黨政府來臺後對於西藏不同的政治傾向
[2] 部分文件與中文譯本：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1649535&IndexCode=online_metadata
[3] 部分文件與中文譯本：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CD00025_0036&IndexCode=Thmcenter
[4] 相關業務併由文化部蒙藏文化中心管轄，為文化部派出機關。
[5] 由於部分內容仍然牽涉到尚未公開的檔案，部分人名以化名代替。
[6] 西藏抗暴軍代表嘉瑪桑佩（前右）抵臺向政府報告抗暴經過（圖）。
[7] 後任雲林縣林內鄉白馬山菩提講堂（菩提法洲寺）住持，著有《藏傳佛教寺院在臺灣—白馬山菩提講堂》，該文章被收錄在1990年由蒙藏委員會出版的《西藏學術會議論文集》中，在該書中提及他也是前蒙藏委員會委員與政大函聘教授。達賴喇嘛在雲林接受張榮味獻哈達歡迎（圖）。
[8] 阿夏來臺不久便病逝，目前臺灣所留有的檔案中並未辨認其他出關於他的照片或資料。
[9] 如《告西藏同胞書》，此份文件的藏文譯本透過當時蒙藏委員會發行的雜誌流傳。
[10] 今中華救助總會。
圖片來源：Photo by Raimond Klavins on Unsplash、本文作者、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原典創思規劃顧問有限公司、連江縣政府文化處、國家文化記憶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