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汝羽/印度理工學院馬德拉斯分校人文社會學系客座講師
如何準備進入一個經歷過三十多年戰爭狀態，二十多年殺戮的田野？無論如何研究者都是贏家，我們會帶著研究資料離開，但是怎麼樣是一個顧及倫理甚至是雙贏的做法？研究者凝視田野，也被田野觀看，從田野中收穫資料，也融入田野的風景之中。
如何準備進入一個經歷過三十多年戰爭狀態，二十多年殺戮的田野？無論如何研究者都是贏家，我們會帶著研究資料離開，但是怎麼樣是一個顧及倫理甚至是雙贏的做法？在開始訪問工作之前我問我的中介人N，「告訴我有什麼事是我不應該做，會冒犯他人或讓人傷懷的？」身為僧加羅人卻選擇在Jaffna從事社區營造工作的N開玩笑說：「別殺人。」在Jaffna，僧加羅人是少數，戰時為了害怕報復早已搬遷，現在Jaffna的僧加羅人依舊很少，絕大部分是軍警。我的僧加羅朋友說，「妳怎麼會一個人跑到那裏去的？我自己一個人才不敢去Jaffna。」
Jaffna道路因為戰爭中斷了十多年，鐵路去年才恢復營運，保克海峽目前仍受海軍控制。戰爭期間汽油價格上漲兩百多倍、柴油二三十倍，因此現在街上最常出現的是腳踏車，偶爾可見到彷彿放在車庫中細心保養二十年以上的古董Toyota，大部分人還是倚靠大眾交通工具。在前往印度教與佛教共同聖地的路上，Cause way路線的公車內堆滿了椰子等要運到小島上的貨物。人們坐在麻袋上或靠著麻袋，看起來擠到快要爆炸的公車行駛在窄窄兩線道小路，連接半島和兩個小島，路的兩旁就是海。碧色的海岸，需要坐15分鐘渡輪才能抵達斑斕的神廟，距離神廟八百公尺的地方就是佛寺，佛寺裡貼滿海軍將領保護的相片證明，參拜的僧加羅人使用海軍經營的渡輪港口，泰米爾人用的是另一個。
<durga是parvathi的化身之一, shiva.=””><durga是parvathi的化身之一, shiva.=””>我住在Jaffna人戲稱為Geneva road的豪宅區，四點半被公雞叫醒，我的個人進入田野的儀式是先到附近的到寺廟散步。清晨人們帶著自家花園或路邊摘的小花，到寺廟焚香祈禱，在額上以香灰畫出三條橫線象徵虔誠，再點上tika，雙手掌心向上轉圈，匍伏嗑首。我坐在象神旁的沙地上看人們陸續前來，大部份人看見我的全自動笑臉會對我微笑道早，唯一沒有回應的是一位老先生，拄著拐杖，上身歪向一邊，眼神失焦。寺廟明顯是戰後重建的產物，而且可能是首先被重建的標的，舊的神殿被包裹在新的鋼筋水泥建物中央。Puja的鐘聲一日三次用一種好像我小時候中小學打鈴的方式撥放，寺廟的密集程度反映的是不同種姓嚴格區分不同人群可以合法使用的場所。
初入田野，首先先釐清看到了什麼與自己如何被看。汽車站旁的狹窄市場，男性店員的招呼聲不絕於耳，讓人有種走紅地毯的錯愕，女孩們在店後淺淺微笑著。Jaffna地區的泰米爾人區分自身與印度的泰米爾人，認為自身所擁有的是一種古典正統的泰米爾文化傳承，文化中也包括嚴格的性別[1]與種姓區隔。儘管以農漁初級產業為主，Jaffna曾是整個斯里蘭卡最富庶的地區之一。戰爭改變了這一切。對於常民來說，他們被動參與戰事，在過去將近三十年當中同時受到斯里蘭卡政府軍與LTTE的壓迫，壓迫是多重且環環相扣的。從最基本的層面上來說，前者是因為族群身分被指認為可能的恐怖份子，後者是被迫參軍。我特別關注戰爭與災難後活躍的年輕世代，大量的孩子接受軍事訓練而非基本教育，度過和殺戮與共的童年，活下來的孩子成為徬徨、不穩定的因子，階級區分出彼此之間使用不同語彙建構意義世界的同齡人。他們當中的大多數，面對的是貧窮和無法忘卻的戰爭記憶/技藝。有能力離開的人都離開了，走不掉的對於如何改善處境感到無力，政治意識高漲但政治參與經驗薄弱。
這是田野前調，我策略性地選擇一種我什麼都不懂、小心尊敬的姿態，大膽地問各種問題。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場訪談，我說：我沒有經歷過戰爭，我所理解的戰爭是到了最後，已經找不到為何如此的理由。終戰已過去六年，站在現在這個時間點，你怎麼看? 一位天主教徒泰米爾人用一種悲壯的態度說：不談對錯的問題，我認為這三十年，至少讓世界看到了泰米爾人，看到了他們被奴役的事實。那一刻撇去研究者整理與思索的機能，我想起了故鄉的島嶼，而有一絲共鳴的感情。
我也到大學圖書館尋找其他地方沒有的出版品，請館員提供收集相關次級資料的建議。Jaffna大學是一所綜合大學，包含文理社科醫學法律管理學，約有四五千名學生，在戰事最劇烈時，大學從未停課。前校長描述那個「砲彈在天上打，我們找地方躲的畫面」，讓我眼眶濕潤。圖書館的藏書比起印度大學要廣及不同學科與深度，雖然量不多。或者是因為個人藏書不易，泰米爾文獻有滿滿一層，英文書與國際期刊也頗多，書本被珍惜地使用，沒見到塗鴉或人為破損的痕跡。
約訪不是那麼順利的時候，我打開地圖就開始到處亂走。學搭公眾與私人巴士然後轉搭渡輪去小島、拜訪教育與藝術活動相關的NGO、走路去高度警戒區附近的Point Petro海岸、坐車看被遺棄的富饒農地、模仿當地人和他們一起去廟裡拜拜或上教堂。在街上，你能輕易分辨海歸與本地的泰米爾人，從體型，膚質，表情與穿著。海外的泰米爾人返鄉探親的數量從去年開始逐漸增長。我經常聽見兩個泰米爾家族成員或朋友以英語或法語交談，他們的泰米爾語已變成用來跟當地小販司機等人交談的工具，另一個可能是生長於海外的他們能說的僅限於此。
在我的訪問中，難民的敘事通常從一無所知地離開家屋開始，有共同的流彈攻擊情節，然後是飢餓、暴行、逃亡再逃亡，何時能重返家園是被擱置在懸宕狀態的生命的主旋律，彷彿是戰爭狀態拆解一切秩序之後，舊的意義結構與新的社會事實之間的唯一連結。在戰時曾有許多國際組織進駐協助難民，雖然大多數已被禁止進入Jaffna地區活動，人們對於外國旅客極度友善，這種待客之道也是民族自尊心的反映。因為歐美和日本色情片投射的關係，單身女性有時會遭遇年輕男性結夥試圖接近或者言語騷擾。此外我的臉孔曾有一次讓初識的泰米爾人懷疑我是否是中國間諜，這是因為中國不只資助Jaffna重新鋪路，也資助斯里蘭卡軍方在占領地內的建設。Jaffna地區和西方國家有三百五十年交手的歷史，東亞國家是在近四十年進入當地人的視角。流亡海外的泰米爾人匯寄金錢資助LTTE和戰後重建，政治情勢會影響匯率，透過親戚朋友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加拿大、澳洲、英美法德的生活雜談，非法移民公司與語言學習機構的中介知識，儘管生活在這個自建國以來並未十分開放的斯里蘭卡，泰米爾人的國際網絡活躍，泰米爾認同遠大過斯里蘭卡認同。
走過軍營駐紮的民房，沿路是重新修復過的豪宅與戰時毀損尚未恢復的民居；無論是城鎮或小島，在聚落與聚落之間，到處都可以見到被毀棄的空屋斷牆，土地上還留著焚燒過的痕跡、燒盡的林木、空蕩蕩的地基。在這樣一個地方工作其實滿容易感到情緒低落的，不過也不是全無樂趣。比方說，想要在體感溫度動輒飆上近四十度的Jaffna找一個有冷氣的地方寫田野筆記，我試過旅館、圖書館、公園、商場，冰淇淋店是最佳解。冰淇淋店就像藏區的茶館、印度的茶攤，是人人都會來消費與談話的場所，而且吃冰淇淋一定要配上捲餅油炸的roll。我也在訪問中慢慢揣摩某些議題的敏感程度。我的報導人提醒我，筆記中某些關鍵字像是LTTE最好用暗號表示。我造訪Jaffna大學社會系時，系主任半開玩笑地說，我那兩本筆記本要小心保管好，寫有他名字的那一頁若遇上軍警盤查，要記得撕下來當場吞掉。由於國會議員選舉逐漸逼近，越來越多背著槍的軍人在街上坐坦克車或騎機車巡邏(他們可以攔下任何人要求開包檢查及盤問)，或者在冰淇淋店和我隔鄰而坐，大學當中的國際研討會也因為選舉而延期。初次見面的學者和我討論不同研究課題在Jaffna進行的可行性，道別時他將大手放在我的頭頂對我說：神保守妳，孩子。
[1] 傳統的泰米爾家庭對未婚女性的穿著與行為皆嚴格約束，女性旅人在斯里蘭卡其他任何海灘都可以穿著泳裝戲水，但在保守的Jaffna地區最好能尊重當地習俗，穿著保守的有袖上衣及長褲或長裙，在海灘則可穿著T恤和短褲。旅人進入印度教或佛教寺廟也應該遮蓋腿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