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育慧／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台印的政府與學界雖然都致力於提高傳統醫藥的品質、安全性、療效與合理使用，但過往的對話並不多。兩地的傳統醫療在價值觀與治療方式上或有雷同之處，但在內涵與操作層面，從理論、病患與醫師的偏好與需求、保健產品的研發與使用，與西方醫學的整合程度，到國家如何扶植傳統醫學所做的努力等等，需透過更全面性的比較研究，才能拼湊出較精確的面貌，進一步辨識出可使雙方共享其利的優勢與機會，做為後續政策制定和資源配置參考。新南向傳統醫療合作的挑戰和突破點就在這裡。
台灣的新南向政策，在2016年政黨輪替之後推出，政府設立專責辦公室、責成各部會，同時編列大量預算，旨在與東南亞、南亞和大洋洲共18個國家，強化醫療、教育、科技、貿易、觀光、農業等各方面的合作與交流，以分散對中國的依存度，達到發展經貿的目的。
就在新南向啟動的一年多前，印度總理莫迪在東南亞國協（ASEAN）年會暨東亞高峰會的演說當中，正式提到印度不能只是「東望」（Look East），更需要「東進」（Act East）東南亞地區，除了經貿和戰略考量之外，應強化區域合作的領域還包括氣候變遷、環境保育，以及傳統醫學。由此觀之，台灣的新南向與印度的東進政策在時間與空間上高度重疊，也都有中國因素，但東進議題涵蓋的廣度值得具有高度包容性的新南向政策做為參考。
傳統醫藥是亞洲社會普遍的文化資產，其中以印度醫學和中醫的歷史最為悠久，影響最為深遠。印度的阿育吠陀醫學、瑜伽、尤那尼醫學（Unani）、悉達醫學（Siddha）和順勢療法等傳統，發源並盛行於西亞、南亞各國和緬甸，而中醫則普及於東北亞到東南亞。兩者具有不少共通性，包括以整體照護為基礎，擅於使用草本藥物和經絡手法，強調預防保健、與自然環境和諧共存、促進身心靈平衡來治病、養生，甚至是抗老。這二大傳統交會的所在，正是新南向政策與東進政策的目標地區。也因此，傳統醫藥是政府拓展新南向醫衛合作不可忽略的要角。
執掌全球衛生事務的前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長Halfdan T. Mahler深諳衛生政策的本質，他指出，「將衛生規畫視為純技術性事務，是錯誤認知！說到底，這是一場政治與社會的過程。」今日大家朗朗上口的Health for All，就是Mahler開啟公共衛生的社會革命所爭取到的結果。既然如此，參與新南向醫衛合作事務的所有成員，首先應該知曉南亞大國印度與台灣的政策發展軌跡；其次也必須回應全球健康的主流論述。
印度的東進政策並非莫迪橫空出世的新鮮事，而是承襲一九九○年代開始，歷經Rao（1991－96）、Vajpayee （1998-2004）到Singh（2004-2014）三名前任總理的東望政策。冷戰在八○年代末到九○年代進入尾聲，國際政局重新洗牌，再加上波灣戰爭、印巴衝突和中緬軍事合作，迫使印度不得不改弦易轍以因應經濟與政治外交的變局。東望政策將印度從計畫經濟推向全球化的自由市場經濟，讓國內經濟成長倍增，外貿和外資也快速成長，與東邊的鄰國形成更緊密的整合。
幾乎就在同一時期，台灣也實施具有外交和經濟雙重目的的南向政策，引導台商的海外投資從中國向東南亞分流，希望以經濟實力做為擴展政治外交的敲門磚。如果說，東望政策塑造了印度與世界的互動模式，南向政策就是為孤立於國際的台灣開啟了一道門，在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等地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就是當時的政策成果之一。這兩項外展策略都達到預期目的：改善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可見突破現狀，勇於跨出去，通常是正確的選擇。
印度與台灣雖無共同的疆界，卻有共同的鄰居，因此兩國提出類似的因應策略便不足為奇。同理，進入廿一世紀，中國的磁吸效應有增無減，周邊的台灣和印度只能不約而同地推出加強版的新南向與東進政策。台灣與南向國家在衛生領域的國際合作便處於這個脈絡中。一時之間，許多南向國家的外賓紛紛應邀來台參與醫學中心、醫學院、財團法人或研究機構安排的國際會議、參訪、洽談合作協議；協助產業開發南向市場和拓展商機的嘗試也不曾中斷。
上述的努力都值得肯定，但在經貿或政治驅動的政策之外，醫療合作最終仍須超越政治算計，回到促進人群健康的本質，透過集體的行動，創造有利於人人健康（Health for All）及永續發展的環境。這是世界各國元首與代表在2015年的聯合國大會上，提出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下圖）所做的承諾。
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傳統醫藥能扮演什麼角色？
永續發展目標第三項「達成各年齡層人口的健康福祉」，最重要的策略之一就是使每個人在需要時得到可負擔的高品質健康照護。傳統醫藥具有低成本與高可近性的優勢，用白話來講就是親民、社會接受度高，成為全球半數以上人口常用的主要醫療保健型態。世界衛生組織也明確指出，將傳統醫藥應用於自我保健，以及整合到照護提供體系，有助於提高全民醫療覆蓋率。台灣早已成功將中醫藥整合至國家醫療系統並納入全民健保，相關的學術研究水準優於多數新南向國家，不論是實務經驗或研發能量都足以和國際分享。
有趣的是，台印的政府與學界雖然都致力於提高傳統醫藥的品質、安全性、療效與合理使用，但過往的對話並不多。兩地的傳統醫療在價值觀與治療方式上或有雷同之處，但在內涵與操作層面，從理論、病患與醫師的偏好與需求、保健產品的研發與使用，與西方醫學的整合程度，到國家如何扶植傳統醫學所做的努力等等，需透過更全面性的比較研究，才能拼湊出較精確的面貌，進一步辨識出可使雙方共享其利的優勢與機會，做為後續政策制定和資源配置參考。新南向傳統醫療合作的挑戰和突破點就在這裡，將不同社會特有的醫療傳統之間的距離縮短，使個別文化的優勢轉化為跨文化互補與合作的元素，是我們與新南向夥伴要努力的方向，最終才能跨越區域界線，提高服務和產品品質，讓更多人受惠。
筆者任職的國家中醫藥研究所在3月22日舉辦「2019亞洲熱帶傳統醫藥研討會」，以「全人健康時代下的跨文化對話」為題邀請各國專家在這個平台上交流與討論。有與會者問到，「為什麼醫療合作需要談政治？」這個議題的確值得深思，本文即為針對此大哉問所做的回應。
本文轉載自：自由時報《超A評論》新南向、東進政策與台印傳統醫藥合作
參考文獻：南亞觀察 From Look East to Ac East 莫迪外交－從「東望」邁向「東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