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氣候論述的「高海拔偽善」：對地震的失憶、推土機式破壞與受害者悖論—尼泊爾是否須先自我療癒，方有資格要求全球正義？

南亞觀察導讀｜作者以身處第一線的尼泊爾人觀點，帶出尼泊爾現今面對的困境。其點出尼泊爾除了在尋求其他已發展國家幫助之餘，也應以身作則研擬出適合尼泊爾本身環境的政策，而非過度開發。另外作者也點出喜馬拉雅生態系統不應受限於國界，尼泊爾政府應承擔起責任，向身處該生態系統的周遭國家地區提出要求，共同守護這片土地。作者在最後呼籲災害是來自大自然的警訊，提醒人們土地在開發之下變得日益脆弱，尼泊爾應該要積極發展其災害韌性及土地重建。

▼ 翠蘇里河（Trishuli River）／來源：Arnav Adhikari on Unsplash 

在努瓦科特（Nuwakot）崎嶇、層層梯田交錯的地貌中，翠蘇里河（Trishuli River）穿越喜馬拉雅山脈中部，奔流不息。然而近期一場前所未有的暴雨洪災以毀滅性的力量襲擊了此地，土地也隨之崩塌。整整令人煎熬的四個星期，我的家鄉一直籠罩在一場無聲卻令人痛苦不已的悲劇之中。那些由一代又一代人建造、維繫至今的家園，在短短數秒內便遭洪水沖走，或被掩埋於山崩之下；無數家庭因此破碎，生命也消失在泥流與瓦礫之中。如今，在河谷各地的村莊裡，一些痛失親人的家庭甚至無法尋回摯愛的遺體，只能在空無一物的火葬柴堆前舉行喪葬儀式。

我寫下這些文字，不僅是以一名政治社會學與國際關係學者的身分，更是作為這片滿目瘡痍土地上一名悲痛的兒子。對我而言，這場災難並不是一組抽象的統計數字，而是一段現實經歷，深深刻印在那些承受了失去、流離失所與不確定性的社群記憶之中。然而，這場悲劇也點出一個更宏大、同時令人難以迴避的問題：一個至今仍極易受到氣候災害衝擊的國家，應該如何在自身對於災害準備、發展模式與環境治理上的失敗，與其要求全球氣候正義的正當訴求之間取得平衡？

尼泊爾在全球氣候治理體系中處於一個矛盾的位置。雖然尼泊爾對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相較其他國家而言少了許多，然而其人民承受氣候相關災害的程度卻不成比例地高。喜馬拉雅地區正快速升溫，而降水模式的改變、冰川的不穩定、山崩、洪水，以及日益難以預測的極端氣候，都對當地居民構成威脅。這些社區的生計與聚落，又與脆弱的山地生態系統緊密相連。因此，尼泊爾有充分且正當的理由要求國際社會承擔更大的責任，並提供氣候融資、技術援助，以及在氣候調適與「損失與損害」（loss and damage）方面具有實質意義的支持。

然而，全球下的不公正不能成為國內疏忽的藉口。

努瓦科特所遭受的苦難，迫使我們正視另一個更加令人不安的現實：一個地區的脆弱性並非僅由氣候變遷所造成。道路興建的位置、聚落擴張的方式、山坡是否經過科學評估、河川與排水系統如何管理、建築規範是否確實執行，以及政府是否能在災害發生之前對各種警訊作出適當回應，這些因素同樣形塑了一個地方面對災害時的脆弱程度。當推土機以道路建設與發展之名，在不穩定的山坡上大肆開挖；當環境法規只存在於紙面上而未能真正被落實；當震災之後所汲取的教訓逐漸被人們遺忘時，原本的自然災害便可能演變成人為造成的巨大災難。

這正是「受害者悖論」變得如此重要之處。尼泊爾既可以是不平等全球氣候體系下的受害者，同時也必須為其境內所作出的政策與發展決策承擔相應責任。承認其中一項事實，並不意味著必須否認另一項。事實上，承認自身在國內層面的責任，非但不一定會削弱尼泊爾向國際社會訴求正義的道德與政治正當性，反而可能使這項訴求更加有力。

因此，真正的問題並非尼泊爾是否得在「責怪自己」與「向世界要求正義」之間二擇一。更困難的問題在於尼泊爾要如何同時做到這兩件事：除了要透過檢視並改正過去的錯誤，並對自身的行為與決策負責；與此同時在另一方面要求國際社會承擔其應負的責任。

當世界各國領袖齊聚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之際，尼泊爾也迎來了一股嶄新的政治力量代表國家登上國際舞台。總理巴倫德拉・夏哈（Balendra Shah）原本是政治體制之外的人物，趁著年輕世代推動民主復興的浪潮崛起，如今站上國際舞台，為一個身處生態危機最前線的國家，道出其所面臨的焦慮與憂慮。在全球矚目的舞台上，總理提出了幾項重要主張：他不僅將氣候危機視為環境問題，更將其界定為對喜馬拉雅文明生存所構成的威脅。他呼籲「損失與損害基金」（Loss and Damage Fund）應超脫官僚體制下的形式主義，而是真正讓身處氣候危機第一線的社群能夠獲得資源；同時，他也展現出尼泊爾希望成為全球山地生態系統倡議領導者的企圖。

然而，當時尚的多邊外交殿堂迴盪著這些高尚的宣言時，國內卻存在著一個令人不安的悖論，需要我們坦誠地關注。

部分全球南方的政治與知識菁英所提出的主流論述，具有一種極具吸引力的簡單邏輯：工業化的全球北方透過數百年高度依賴碳排放的發展累積了財富，因此對當前的氣候危機負有不成比例的責任，也理應對以農業為主的全球南方因氣候變遷所承受的毀滅性後果提供補償。儘管主要碳排放國所應承擔的歷史責任早已有充分依據去證實，但這種將世界二分為「全球惡人」與「無辜南方」的分類方式，在知識與論述層面上過度簡化，在道德層面上也並不完整。這套論述甚至可能成為一種方便的「精神鴉片」，使全球南方國家的政府能夠轉移人們對其國內生態失敗和治理缺陷的關注。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論述還可能維繫一套獲利可觀、可被稱為「災難資本主義」（disaster capitalism）的運作體系：反覆出現的災害脆弱性，為國際顧問、承包商、中介機構以及政治網絡創造了獲利機會，然而真正受到環境災害最嚴重衝擊的社群，卻依然未能獲得充分的保護。

思及如今正在尼泊爾喜馬拉雅山脈上演的悲劇，若將我們所面臨的脆弱性完全歸因於北京的碳排放，或美國「鐵鏽地帶」（Rust Belt）的工業排放，無異於對那些加劇環境與地質災害後果的國內因素視而不見。這種反射性、選擇性的遺忘並非首次出現。在2015年造成巨大破壞的廓爾喀大地震（Gorkha Earthquake）發生十一年後，我們仍不得不追問：我們究竟從中學到了什麼？又遺忘了什麼？

當時如此，如今亦然。人們往往傾向將災難性的破壞主要歸因於板塊運動所帶來、彷彿無可避免的地質性命運，卻未能充分關注那些人為造成的脆弱性，而正是這些因素，將一場自然危害轉變成了人道災難。那些施工品質低劣、缺乏結構補強的建築之所以倒塌，並非單純由地質因素所決定；建築規範執行不力、防災準備不足、不安全的聚落分布，以及制度上的缺失，同樣形塑並加劇了災害所造成的後果。因此，「重建美好未來」（Build Back Better）的承諾，[1]從來不只是把遭到摧毀的事物重新建造起來而已。它原本所代表的，是打造更具韌性的基礎設施與社區，使其能夠更充分地準備並抵禦未來可能發生的災害。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當初的理想與尼泊爾實際的發展之間逐漸出現令人擔憂的落差。災後重建帶來了龐大的政府與國際資源投入，但更深層的問題依然存在：例如這些資源是否真正促成了足夠持久的轉型，讓建築施工方式、土地使用規劃、基礎設施標準以及防災準備得到實質且長期的改善？與此同時，在尼泊爾許多地區，缺乏規劃的都市化、不受規章管理的建築施工、毫無節制的土地填埋，以及對環境具有高度風險的開發活動等仍持續存在。

因此，2015年的教訓不應僅止於一場地震的記憶。它應該被理解為對自然災害與人類決策之間相互作用的警告。地震或許無法避免，但其造成的災難規模並非完全已經被注定。

如今翠蘇里河氾濫的洪水，再次揭露了這種致命惰性依然存在。數十年來，尼泊爾的政治體制始終難以在現代化發展的迫切需求與脆弱山地環境的生態承載極限之間取得平衡。尼泊爾自身的思想與政治傳統中，其實早已存在值得重新重視的警示。其中包括尼泊爾首位民選總理比什韋什瓦爾·普拉薩德·柯伊拉臘（Bishweshwar Prasad, B. P. Koirala）的主張：尼泊爾應選擇一條符合自身社會與經濟現實的發展道路。他在1980年代曾指出，尼泊爾不應以「發展」之名去仿效西方，無論是美國、俄羅斯，甚至像是中國以「大型、重型基礎設施」為目標的發展模式，因為這並不能為尼泊爾提供真正具有替代性的發展路線。然而尼泊爾並未真正發展出一套適應喜馬拉雅山區環境的現代化模式。相反地，尼泊爾往往將「發展」等同於修築道路、澆築混凝土、大規模開挖，以及持續不斷地改造自然地貌。

在現代化的旗幟之下，我們逐漸將一種可以恰如其分地稱為「推土機文化」（dozer culture）的發展模式制度化，在這種發展思維中，開挖土地、改造地貌的能力，往往過於輕易地被誤認為真正的進步。推土機早已不再只是一部施工機具，它更成為一種政治經濟模式的象徵。在這套模式之下，短期內看得見的建設成果、道路擴張以及各類工程活動，往往凌駕於地質穩定、生態永續以及長期公共安全之上。

在摩訶婆羅多山脈（Mahabharat Range）各地，地方政府往往過度追求快速擴張道路建設，以至於開發速度超越了脆弱山地環境所必須進行的環境與地質評估。重型機具可能取代審慎的規劃，直接在脆弱的山坡上進行開挖以修築道路，然而這些道路的長期安全性、排水系統與後續維護問題，卻未受到充分考量。因此那些被包裝成所謂「現代化」的建設，反而最後可能破壞生態的穩定。

若從尼泊爾勞動移民與海外匯款的政治經濟角度來看，這種悖論就顯得更加尖銳。我們將數以百萬計的勞動年齡人口送往海外工作，其中包括高度依賴石油的波斯灣國家；與此同時，這些海外勞工匯回國內的款項，也逐漸成為支撐著一個以營建活動為主要驅動力的經濟體系。然而，這些財富有相當一部分被投入混凝土建設、道路開挖、進口燃料，以及仰賴機械大規模改造土地等活動，而非用於永續之鄉村基礎設施、流域保護，或真正具備抗震與氣候韌性的聚落建設。其中的矛盾格外鮮明：我們將自己的勞動力輸出至一個高度能源密集的全球經濟體系，卻又將可能進一步加劇國內生態壓力的發展模式與機械設備輸入尼泊爾境內。

這正是尼泊爾逐漸形成的「推土機文化」（dozer culture）背後更深層的悖論。問題並不在於推土機本身，也不在於興建道路、改善交通連結這些正當的發展需求。真正的問題出現在：當「山地開挖」開始成為「發展」的同義詞，以及當人們誤以為「改造地貌的能力」就等同於「妥善治理與管理這片土地的能力」。當山坡在缺乏充分地質評估的情況下遭到開挖，其後果可能暫時不易察覺，直到季風來臨才真正顯現。此時，造成災害的便不再僅僅是降雨本身；降雨會與遭到改變的排水系統、失去穩定性的山坡、裸露的土壤、規劃不良的聚落，以及脆弱的基礎設施相互作用，最終共同加劇災害的影響。

其結果形成了一種複合型脆弱性（compound vulnerability）：全球性的氣候壓力，與地方層級在土地利用、基礎設施及發展模式上的決策彼此交織、相互作用。換句話說，季風所揭示的，不只是大自然能夠對尼泊爾造成什麼樣的破壞；它同時也揭示了尼泊爾自己對這片土地做了什麼。

如果尼泊爾希望能在全球山地生態系統上擔任的倡議領導的角色，那麼它首先必須成為自身山脈的守護者。因此，總理必須將其在聯合國大會（UNGA）上的言論轉化為一項對內具有雙重要求的政治使命（domestic double-edged mandate）：既然他已要求國際社會提供不受繁瑣限制的氣候資金，那如今他也必須以同樣毫不妥協的態度，向國家要求其在國內應承擔之生態責任，並建立結構性的災害韌性。換言之，政府須嚴格落實具備抗震與氣候韌性的建築規範，而非任由2015年大地震所留下的教訓逐漸從制度記憶中消散；必須對不擇手段的山坡開挖以及破壞環境的道路建設建立嚴格管制；加速推動全面轉型，轉向生物工程、流域保護與綠色基礎設施；同時建立一套植根於地方生態知識的發展模式，而非讓短期的承包商利益主導國家發展方向。

如果尼泊爾一方面要求世界共同保護喜馬拉雅山脈，另一方面卻任由自己的山地資源被毫無規劃的發展所消耗，那麼這樣的訴求便難以令人信服。所謂的氣候正義須始於推土機與山脈之間的交錯點。

除此此外，真正的氣候外交下，尼泊爾不僅該要敢於向遙遠的強權直言，與此同時也須正視並向自己的周邊鄰國提出問題。喜馬拉雅生態系統並不受國界所限：河流、冰川、流域、大氣氣流以及山地棲息環境，其連結了整個區域內不同的社群與國家。因此，青藏高原上的大規模基礎設施擴張，以及人類活動在整個喜馬拉雅山脈地區長期累積下來的壓力，都可能產生跨境影響，且該影響超越了任何單一國家管轄範圍。

尼泊爾必須具備充足的外交自信，並堅持要求這類型的開發必須同時具備實質意義的跨境環境影響評估、科學資訊共享、災害風險合作，以及區域層級的問責機制。南亞與喜馬拉雅地區各國不應再將喜馬拉雅山脈視為由各自主權所切割而成的零碎區域，而應開始將其視為一個令彼此相連、且共同擁有的生態系統。因此，尼泊爾的氣候外交不僅應要求工業化世界承擔更大的責任，也應要求其周邊鄰國負起責任，共同管理並守護這片生態環境。

綜上所述，翠蘇里河（Trishuli）與波特科西河（Bhote Kosi）水系所發生的災難性洪水，不應僅僅被視為異常天氣現象而一筆帶過；它更是一項警訊，提醒我們這瞬息萬變的山地環境已變得日益脆弱。我們不能一方面持續將氣候變遷視為來自外界的詛咒，卻在另一方面又把因應氣候變遷的措施，變成充斥著可疑承包作業、政治酬庸與短期牟利的場域。2015年大地震所留下的教訓，理應深深刻在我們的制度記憶之中：災後重建從來不僅僅是從零建造那些已經倒塌的事物，更重要的是修正那些令災難後果如此嚴重的結構性弱項。然而，如果氣候資金、災害救援與災後重建資源，再次從「建立韌性的手段」變成「追求的目的本身」，尼泊爾便可能重蹈覆轍，重演那些聲稱早已汲取教訓的悲劇。切勿災難淪為產業；當脆弱被不斷複製，韌性便永遠追趕不上。

當我站在努瓦科特那些哀慟的家庭之中，看著混濁的洪水沖走一代又一代人辛苦建立的生活所留下的殘骸痕跡時，我們所必須面對的使命已再清楚不過。尼泊爾不能再僅僅將自身呈現為一個受制於不可抗力、命中注定的受害者。我們必須成為一個嶄新生態秩序在思想與道德上的建構者，這個新秩序既要求全球北方承擔責任，也應以同樣絕不妥協的標準要求並約束我們自己；既在國際上追求氣候正義，也在國內實踐生態正義；並且不再將喜馬拉雅山脈視為一片可以無止境修築道路、承攬工程與開採資源的疆域，而是將其視為一份鮮活的自然遺產，一份由尚未出生的世世代代託付給我們守護的遺產。

世界欠尼泊爾一個公道。但尼泊爾也對自己的山脈負有責任。最終，當我們要求世界共同保護喜馬拉雅山脈時，這項訴求能否具有公信力，不僅取決於我們向世界提出什麼要求，更取決於我們願意在自己的國家做出什麼樣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