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牧民/中興大學當代南亞與中東研究中心主任

重新解讀亞洲兩大區域強權的角力 – 《中國的印度戰爭》(China’s India War),柏提爾林納(Bertil Lintner)著, 馬可孛羅文化,2018年10月出版。

許多研究當代中印關係的人都認為:1962年10月發生在喜馬拉雅山上的那場戰爭是兩國關係的轉捩點。在戰爭之前的十多年,中國和印度因為過去同遭西方帝國主義壓迫的歷史經驗而惺惺相惜,即使意識形態不同,仍發展出和平共存五原則作為雙邊關係的基礎。但是因為遲遲未能解決彼此疆界問題,在邊界線上的衝突最後演變為全面戰爭。

雖然戰爭只持續了短短一個月,而且中國軍隊在成功達到打擊印度的目的之後就迅速撤回到實際控制線,但這卻是印度建國以來最大的軍事挫敗:整個喜馬拉雅山東段防線全面潰敗,解放軍一直打到阿薩姆平原邊緣,總理尼赫魯甚至做出可能放棄整個東北地區的最壞準備。

Border War : 從邦迪拉到達旺的公路,1962年戰爭期間解放軍就是沿著這條線一路打到阿薩姆平原 (圖片/作者提供)

 

不過這場戰爭對於印度的傷害還不止於此。1970年澳大利亞記者麥斯威爾(Neville Maxville)撰寫了一本分析中印戰爭的著作India’s China War(印度的中國戰爭),該書鉅細靡遺地敘述了戰前兩國政府在邊境議題上的角力以及戰事過程,加上作者宣稱文獻資料來自印度政府內部的機密檢討報告,因此一出版後就廣受各方矚目。不過此書最大的影響在於認定印度才是挑起戰爭的元兇:要不是軍方持續在邊界上挑釁中國,後者也不至於會出兵反擊。Maxville的論點在往後幾十年廣為各界所接受(印度除外,此書至今在印度仍然被禁),讓印方不僅必須吞下戰敗的苦果,還必須承受挑起戰爭的罪名。

瑞典記者柏提爾林納(Bertil Lintner)所著的這本書,提出的正好是相反的觀點:中國並非印度侵略主義的受害者。事實上,解放軍為了打這場戰爭早已準備許久,等待的只是一個出兵的藉口而已。作者認為要在高山上打勝仗一定要有周全準備,從解放軍跨越邊界之後的移動路徑來看,中國軍隊明顯熟悉印度軍隊駐紮地的地形與地勢,並清楚在何時與何地發動攻擊。此外,中國發動攻擊的地區似乎經過仔細選擇:多數是使用藏語或藏語相關方言的地區,這可能與其情報人員戰前在印度境內的佈局程度有關。最後作者還點出在中國特殊政治環境下外交與國內政治的微妙關係:掌權者更傾向在外交上表現出強硬態度,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強化其執政合法性。面對與其他國家之間歷史所遺留下的邊界或主權問題,中國一向認定自己是對的,任何挑戰中國的說法都被視為是挑釁,只要不為中國政府所喜愛的條約,中國都說是不平等,當然也就沒有遵守的義務。

從1962年中國在中印戰爭中的表現看今天北京政府在外交上的種種作為,林納認為二者有著極度的相似性:包括對南海、台灣、西藏、以及懸而未決的對印邊界問題,中國都堅持以自己的「獨特」史觀來解讀:只要違背中國官方的立場,都是干涉內政。從這個觀點來看,作者認為中國與印度之間的軍事衝突其實是兩大區域強權在喜馬拉雅山沿線一系列戰略競逐的一環,西藏、尼泊爾、錫金、不丹、印度東北地區、緬甸這幾個夾在中印兩大文明之間的國家或地區陸續成為雙方外交與情報戰的前線,一直持續到今天還在上演:2017年夏天發生在印度、不丹、西藏三方交界處的洞朗(Doklam)危機證實了這個假設。

在本書中,作者鉅細靡遺地介紹了過去半世紀以來中印在喜馬拉雅山上的權力角力。藉由其長期在緬甸與印度東北地區採訪的機會,作者訪談到許多曾參與歷史事件的當事人,例如曾經參與1962年戰爭的印度軍官、接受過中國資助的印度東北獨立反抗軍領袖等等,這些內幕消息更大大提升了本書的參考價值。作為一位曾經親自前往1962年中印戰場探訪的台灣學者來說,書中所提及的許多地名、人名都是過去研究時就熟悉的對象,故閱讀起來頗有親切感。

Sela Pass: 色拉山口:1962年戰爭的主要戰場 (圖片/作者提供)

 

比較可惜的是,出版社邀請了國內某位歷史學者所撰寫的導讀對此書持嚴厲批判態度,認為作者是從歐美殖民者的心態與立場來研究,因此對印度充滿不切實際的溢美之詞,而且這位國內學者大肆批判書中對西藏問題的立場,認為「西藏從來都不是國家」。這位學者說本書的論點充滿西方中心史觀,但自己不也是用大中國史觀來看問題?林納在達旺、瓦弄(中印邊界重鎮)實地採訪的內容,難道比不上從來沒有去過這些地方、只埋首於史料的天龍國學者?還好出版社最後將這篇評論移到全書最後當成附錄,否則就貽笑大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