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獨立三傑之一的錢德拉．鮑斯（Subhas Chandra Bose），1897年生於印度加爾各達，他畢業於加爾各答大學和英國的劍橋大學；鮑斯參加高級文官的考試，不過為了不想成為殖民政府（英國）的傀儡，而放棄公職一途；後來鮑斯經選舉成為加爾各答市長，但因為英屬印度政府忌諱鮑斯的反殖民政府路線，藉故將其免職；鮑斯對於印度獨立的主張雖然不被甘地人所接受，而選擇不同的路線，但仍是印度獨立運動中重要的推手之一，而鮑斯的「生死之謎」也與台灣有相當的關聯⋯
著｜陳俐甫，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助理教授
近日印度許多地區正在舉行地方選舉，臺灣在蔡英文政府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下，對印度的關心日漸增長，印度也是臺灣與中國政治與經濟衝突增溫下，新的夥伴與發展市場，尤其中國在習近平主政後，除臺灣以外，更不斷對東邊的日本與南邊的印度展現軍事威脅。中國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極權專制國家，而日本是亞洲歷史最悠久的民主國家，印度是亞洲(同時也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臺灣則是亞洲民主化最徹底的民主國家，臺、日、印三國在此層面具有相當的共同性。
國際上普遍見到近年來臺灣社會為追求主權獨立而付出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的獨立和臺灣也有些關聯，只是現今世代的印度人、臺灣人知道的甚少。
戰前的日本與亞洲民族獨立運動
日本明治維新後，進行近代國家的創建、改革，經過中日甲午戰爭取得亞洲首強國家的地位，更在1905年的日俄戰爭，大敗俄羅斯帝國，晉身為世界級的列強。19世紀是民族主義興起的時代，亞洲也不能豁免，封建國家與殖民地的人民都「想成為」下一個日本，而日本也在大亞洲主義的意識下，產生很多主動援助亞洲人民抵抗西洋列強的民間志士，包括中國、印度與東南亞各國的革命運動者，都以日本為海外基地去推動母國的革命。
當時的臺灣作為日本殖民地領土的一部分，也因而被捲入此中，包括被稱為中華民國國父的孫文、緬甸國父翁山，以及長居日本的印度獨立運動領袖貝哈里．鮑斯（Rash Behari Bose，1945年1月歿於日本）都曾經到訪臺灣，他們都是各國重要的獨立運動家，也都是擁有總司令頭銜的國民軍隊的肇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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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光記憶：12則鄉愁的滋味（貝哈里．鮑斯與日本咖哩的故事）
日本是亞洲民族復興與國家獨立的典範，大亞洲主義也以日本為主要基地。同樣經歷過列強壓迫的日本，他們的國民普遍同情其他仍陷於歐美列強壓迫下的亞洲民族，雖然日本自己也模仿列強成為新的帝國主義者，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高層的統治菁英開始流行擴張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思維，對外主張民族生存空間與市場佔有；但民間的知識菁英，普遍仍存有扶持弱勢的同理心，特別是對於同為亞洲的被壓迫民族。
立憲民主化後的日本，政府也不得不顧慮民間的情感，對於包括印度在內的其他亞洲獨立運動者在日本的活動予以包容。臺灣是日本新收納的殖民地，是日本相對隱密不受國內與外國在日人員監督的空間，更是日本最接近東南亞的國境之南，島上的居民和對岸的中國往來密切，就成為日本接觸、轉運、訓練各國革命志士的最佳地點。
印度獨立運動模式對日治時期臺灣民族運動的影響
在當時，臺灣人是想要擺脫被殖民者身分的民族，這裡原本多數是來自華南移墾的農民與海盜後裔，與日本有著明顯的文化差異，民族意識也相對容易昂揚，加上日本統治後教育與媒體的普遍，使得臺灣可以透過日本看見世界，日本統治時期的臺灣，相較其他地區的華人或更具有國際見聞。
1920年代的臺灣民族運動者就知道英國的愛爾蘭議會模式與印度的民族運動。當時的臺灣媒體更常以印度做為類比對象，聖雄甘地更是位頻繁地被臺灣民族運動者討論的人物；另一位印度獨立運動領袖錢德拉．鮑流亡歐洲期間多次與愛爾蘭總理會面，請益有關自治獨立的經驗[1]。日本在1895年擁有臺灣作為首個殖民地後，開始致力殖民地的研究，日本的殖民地研究學者無不討論當時英國統治印度的經驗，而臺灣正是這些學者把理論拿來實證的機會。後藤新平與內田嘉吉等實際統治臺灣的首長，也都是殖民地政策的論述者。
因此不論是臺灣本土的民族運動者，或是日本的統治官僚，都以印度經驗作為論爭的焦點，甚至當時的臺灣對印度的親近或熟悉感勝過今日。日治時期的臺灣知識分子對甘地非常熟悉，對尼赫魯的事蹟亦不陌生，都是媒體上知名的人物。
錢德拉．鮑斯之死：臺北松山機場
錢德拉．鮑斯在二次大戰期間，不僅是日本全國，也是大東亞會議上的風雲人物，是一位天生具有魅力的演說家，不只歐洲的墨索里尼為他傾心，被稱為鐵石心腸的東條英機首相，在與他見面後也一改冷漠態度，轉而熱情相挺。汪兆銘（汪精衛）對親信表示，錢德拉鮑斯是大東亞會議中所有政治領袖中的第一等人物。見過錢德拉鮑斯，而不為他的魅力所打動的政治領袖，大概只有甘地和希特勒。
鮑斯在1943年5月傳奇性的搭乘潛水艇從德國到達印尼後，換乘飛機前往日本，並於14日抵達臺北的松山國際機場。這是他第一次到臺灣，也是他踏上日本領土[2]的第一步，並在此度過在日本的第一夜；1945年8月18日鮑斯再次抵達臺北，原先他預計從臺北轉飛日本或滿州國，可惜飛機在起飛時，因為故障而衝出松山機場跑道，並撞上了基隆河邊的土堤，鮑斯當場全身嚴重灼傷，後送20分鐘車程外的日本陸軍醫院南門院區，當晚鮑斯傷重搶救不治，而臺灣也成了他生前最後的落腳處。日本陸軍醫院南門院區的現址，就是臺北市立和平醫院，也是臺灣政府用於對抗SARS與武漢肺炎（COVID-19）的專門醫院，可惜至今幾乎沒有人知道，印度獨立三傑之一的錢德拉．鮑斯（另外二位即為甘地與尼赫魯）曾經駐足過並逝於此地。
鮑斯來臺時，除本身攜帶的重要行李外，還有稍早在胡志明市接受了兩個由印度人捐獻，以用於未來從事印度獨立運動，裝滿黃金、寶石的褐色行李箱。因為座機事故，這些行李箱散落於機場內，日本軍方當下也緊急封鎖現場，還動員臺北市的第一高女、第二高女與第三高女[3]的學生前往撿拾、回收這些珍寶，認為仔細與純真的女子學生負責這個任務，才不必擔心這些寶物被侵占或漏拾。 這些黃金寶物與鮑斯的骨灰與遺物，共裝滿了兩個汽油桶，由他幸運生存的副官與相關業務的日本情報軍官一併運送到東京，目前仍保留在東京。
在軍方的善後處理紀錄中，曾特別留下這些記載。當時封鎖現場的行為，也是後來造成陰謀論認為這起空難是日本陰謀的原因之一。
鮑斯遭難時能有如此慎重的處置，和日本軍事情報訓練單位陸軍中野學校[4]培養的印度課幹部有關，這些幹部在太平洋戰爭早期就隸屬於藤原機關（F機關）[5] ，從事策反英軍中的印度人部隊任務。後來雖經過多次改制，但這些具有對印度文化、語言有所了解的軍官仍活躍於自由印度臨時政府與印度國民軍[6]的協調工作，其中一直任職相關事務的「印度通」，也與鮑斯熟識的中宮悟郎少佐[7]，當時剛被調至臺灣軍司令部擔任參謀，負責與游擊戰與戰後的臺灣獨立計畫，中宮少左在鮑斯空難前兩天（8月15日）下午才約見了林熊徵、辜振甫、許丙等親日派臺灣政治菁英討論臺灣獨立事宜，此計畫最後因為日本的臺灣總督安藤利吉上將反對而胎死腹中。後來國民政府到臺灣後便追究此一事件，要求「民眾儘量告發，過去日寇統治臺灣時，所有御用漢奸之罪惡」，而逮捕、拘禁了這些參加會議的臺灣人，這些人在隔年都被處以1至2年的有期徒刑，因而能在監獄中躲過1947年3月國民黨軍隊對臺灣人的228大屠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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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歷史】辜振甫的真假「台灣獨立事件」
後記：期待臺印關係正常化與更多的交流、互動
日本戰敗後，末代臺灣總督安藤利吉被列戰犯而被逮捕，據說為了逼問日本在臺黃金與寶藏的藏匿處所，安藤被移送至上海戰犯監獄[8]，在尚未被審判的情形下就離奇死於獄中。臺灣的印度通軍官們在國民黨軍隊到達臺灣前，為代表軍方協助護送鮑斯的財寶與骨灰，得以優先搭飛機回到日本，而免遭之後的迫害或虐待，也算是託錢德拉．鮑斯的冥福所庇護。
事件的次月（1945年9月），國民黨軍隊尚未正式抵達臺灣前（國民政府的先遣人員於1945年10月1日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中將率領，乘美國軍機到達臺北），知悉鮑斯墜機事件的英屬印度政府，曾派兩位刑事調查人員來臺北就鮑斯的空難進行調查，也確認他的死亡，並以此撤銷印度政府對他的通緝令，這應該是印度與臺灣最早的官方刑事交流。
編者按
[1]臺灣當時，以新民會與林獻堂等人，亦以愛爾蘭為典範，推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並希望藉此推動臺灣自治與獨立。
[2]1943年的臺灣仍為日本殖民地，自以日本領土稱之。
[3]現今依序為北一女中、立法院及中山女高。
[4]原名後方勤務要員養成所，是一所大日本帝國陸軍的訓練機構，以情報工作與防諜、宣傳、謀略等秘密作戰相關事務為訓練教育目標。
[5]日本參謀本部第八課的特殊情報機關，專門用於動員在東南亞的反英國的印度人菁英，以協助日本對英作戰，藤原岩市（Fujiwara Iwaichi）少佐領導，以藤原字首而稱稱為F機關。
[6]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日本在東南亞所扶植的傀儡政權，其目標是取代英屬印度，印度國民軍則為該政府的武裝部隊。鮑斯即為該臨時政府的元首及該軍隊的指揮官。
[7]約同少校階級。
[8]今中國上海市提籃橋監獄。
本文圖片來源：林鑫佑、國家圖書館(NCL-Taiwan)典藏、鍾明秀、Tyoron2 – Own work、WIKI、Major Abid Has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