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族群或跨國民族(transnational ethnic)是國際關係中重要的議題之一,跨境族群的國族認同、生活與文化習慣、社會階級及社會資本等,深刻地影響住在國的政治、社會、文化與經濟,因此在部分地區,跨境族群也被住在國視為是「國族的污染源」,深怕這些「非本土」的住民有一天會取代本土族群成為優勢,進而影響原有族群的權益。南亞地區便存在許多跨境族群的案例,例如大家較為熟悉的斯里蘭卡泰米爾人等。本系列主要探討的跨境族群包括緬甸的印度裔社群,以及不丹國內的尼泊爾洛香巴人;本文則從緬甸境內的印度社群出發,描述該社群的產生、發展與對緬甸的社會影響,並簡述近年緬甸軍事政變後,在緬印度社群的生活之道。

著|林子毓,本站特約專欄,喜瑪拉雅地區健行嚮導。沒在山上的時候,就在喜馬拉雅泛藏文文化區神遊。

緬甸文化的許多方面都受到鄰國-尤其是印度-的影響,例如在緬甸料理和民族服飾籠基(Longyi)中,也不難辨認出印度的元素;緬文也起源於南印度地區;起源於印度的佛教更是緬甸高度重視的宗教,並深刻地融入緬甸文化、生活的各個層面。

然而,在緬甸的近代歷史中,印度人和緬族(主導緬甸政治的多數民族)之間多有衝突。英國統治緬甸時(起使同為英屬印度之一部,後為獨立殖民地,即英數緬甸),大量印度人開始移民緬甸。後來印度人在經濟上的優勢地位引起了緬甸原居民的怨恨,並最終發展成「印度恐懼症」(Indophobia)。

1948年緬甸獨立後,緬甸新政府出臺政策打壓印度人在緬甸的經濟地位。在接下來幾十年的政治動盪中,緬甸的印度社區經常成為被指責的對象。緬甸的印度少數民族一直被視為外國人,儘管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在緬甸生活了數個世代,但他們中的許多人仍被排除在(緬甸的)公民權之外。然而,印裔緬甸人設法適應這些不利的情勢,至今在緬甸仍是一個相對獨特的社群,並保持一定程度的經濟繁榮。

緬甸昔卜(Hsipaw),臉上抹著檀娜卡(thanakha)的小孩/Photo by Hakan Nural on Unsplash

這樣的特殊背景引出了本文的試圖探索的幾個問題:

  1. 形塑緬甸的印裔緬甸社群的歷史背景是什麼?
  2. 印裔緬甸人如何應對不斷變化的政治環境,適應緬甸獨立後的局勢?
  3. 他們有哪些選擇和策略,他們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了自己的文化身份?

本文將特別聚焦在於生活在仰光的印度教及印裔緬甸人社群。因為仰光對於印度人在緬甸發展的軌跡至關重要,不僅是殖民時代以來印度人最重要的城市,印度人也是促成仰光至今可見的現代化的主要力量。要了解印裔緬甸人目前的地位,我們首先需要了解歷史上印度移民的存在以及使他們成為弱勢少數群體的歷史背景。

歷史背景:獨立前時期

殖民時期的印度移民

印度和緬甸自古以來就有頻繁的貿易和文化交流,但範圍僅限於仰光周邊地區。1953年第二次英緬戰爭後,在接下來的數十年間,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在英國政府的鼓勵下,許多印度人開始移居到下緬甸(編按:下緬甸係以仰光為中心,包括了當今緬甸所有沿海地區、伊洛瓦底江下游和卑謬)。(Singh 1980:823)

印度移民來自印度的不同地區,其中大多數來自馬德拉斯和孟加拉管轄區 (Bengal Presidency)。學者塢馬(Uma Shankar Singh)將英國統治期間來到緬甸的印度人大致分為3類:

  1. 第一類,是填補官僚空缺,與歐洲人一起建立現代行政體系的印度菁英階層[1] ;
  2. 第二類,是資本家和貿易商,他們的貿易和投資推動了緬甸的經濟發展,包括臭名昭著的放貸人切蒂亞人(Chettiars)[2] 。
  3. 第三類,是技術或非技術勞動力。他們大部分從事農業,其他人則從事鐵路等基礎建設工作。

這些印度移民的湧入增加了對基礎設施和住房的需求,從而刺激了貿易和投資。這3類印度移民共同推動了緬甸經濟的快速增長。下緬甸三角洲和仰光的發展主要歸功於印度移民。

通過將印度移民引入緬甸,英國殖民者將緬甸變成了一個方便他們剝削的殖民地。對於印度勞工移民來說,緬甸提供了印度沒有的工作機會。此外,它為低種姓的印度人提供了擺脫社會壓迫的機會。通過資產積累和匯款經濟,印度勞工的經濟改善並獲得了社會流動的可能。

衝突:仇外心理和印度恐懼症

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緬甸人不僅感覺失去了自己的國家,而且還因為相對的經濟失敗而感到脆弱和失去尊嚴。這種「殖民創傷」(colonial trauma)引起了針對外國人的仇外心理,這種仇外態度在兩個主要因素下發展成印度恐懼症[3]。

首先,印度移民雖非社會主體,但仍掌握緬甸的經濟優勢。印度移民不僅在城市人口中佔了很大比例,而且由於他們會說英語,熟悉西方貿易,因此控制了城市建設、貿易和就業機會等城市發展的重要面向。他們在所有經濟部門中都處於有利地位且表現突出。

相對而言,緬甸的企業表現不佳。在農村,切蒂亞人做為放貸人,他們的活動推動了(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水稻種植,但高息貸款也迫使許多緬甸農民在收入很差的大蕭條時期用土地償還債務,如此不平衡的借貸關係使切蒂亞人成為三角洲的大地主,但同時也聲名狼藉。

這個時期中,緬甸經濟蓬勃發展,但緬甸人並沒有因此收穫利益。總體而言,包括季節性移民勞工在內,印度人口持續增長,並在 1931 年達到頂峰,超過 100 萬,約佔當時緬甸總人口的 7%。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經濟的主導地位卻不成比例的巨大。

其次,來自英屬印度的印度移民,複製原有的生活文化,與緬甸本土的社群產生隔閡。印度移民社群和緬甸本土社區之間沒有太多的互動。在殖民統治下,他們遵循不同的法律,印度人在自己建立的學校裡學習他們的母語和英語,他們對緬甸本土文化與語言並不了解。英語成為緬甸人和印度人之間的通用語言。

印度移民間有折不同的背景,他們來自不同的宗教,包含印度教徒、穆斯林、錫克教徒等和種族群體,例如泰米爾人、旁遮普人、比哈爾人、恰蒂斯加爾或古吉拉特邦等地的人口,他們在緬甸複製了他們原有的宗教和社區,並避免與緬甸人民通婚,這使他們盡可能地保持自己社群的獨特性,但同時卻也使他們無法融入緬甸當地的社會。而這樣的行為或現象在緬甸人眼中則被視為傲慢。

在這兩個因素下,恐印情緒逐漸高漲。整個 20 世紀上半葉,針對印度社區的暴力事件頻傳。對印度人的怨恨也表現在語言和出版物中[4]。在政策方面,1937年緬甸從英屬印度(British Raj)分離並由緬甸人管理後,議會立法禁止印度人進一步移民,隨後通過了幾項旨在減少「外國印度人」影響力的法案[5]。學者埃格勒托(Renaud Egreteau)認為這是當局第一次將緬甸化的政策合法化。

日本侵略與緬甸獨立

當日本在二戰期間入侵緬甸時,許多印度移民從海路或陸路離開緬甸[7]。部分印度人在戰後返回緬甸,但也有許多人留下。緬甸在日本佔領的3年期間,印度社區似乎在仰光仍然保持經濟活躍。日本戰敗後,英國的衰落和緬甸民族主義的興起導致緬甸隨後於 1948 年獨立。

仰光隨處可見的購自日本的二手客運/曾旅足緬甸的主編友人提供

總的來說,印度人是緬甸殖民時代除歐洲人之外最大的受益者,因此被視為殖民創傷的幫兇。英國治理下,緬甸人對印度人的態度由中立轉為消極,印度人則成為緬甸獨立後一系列新政策的受害者。不過緬甸經濟學者基伊(Khin Maung Kyi )認為,雖然這些政策看起來是針對印度人的經濟成果,然而印度人並不是故意被針對的對象。印度人之所以受到影響,是因為緬甸長達數百年的民族統一進程被英國殖民統治所打斷,當獨立後的政府承擔起統一民族的任務時,選擇留在緬甸的印度人只能走向同化進程以避免衝突。


作者按

[1] 印度人在英國殖民緬甸時期占了大量公職,因通英文、受過英治教育、熟悉英國的做事方式,因此殖民者偏向雇用印度人。
[2] 指泰米爾社群中從事放貸、借貸職業相關的族群,屬於印度社會中的一個Jati,其中Jati一詞也被翻譯為次種姓或亞種姓。臺灣讀者或可想像為「英文姓氏中的Smith為祖先從事鐵匠工作」的概念。
[3] 學者埃格勒托(Renaud Egreteau)使用「殖民創傷」一詞來解釋緬甸人在現代歷史上對印度人的態度變化。殖民創傷,加上殖民時期印度人的相對優勢,導致緬甸人將印度人視為殖民者的幫兇。
[4] 印度人被稱為Kalas,一個本來中性,但演變成帶有負面意義的詞。 埃格勒托在他的文章中描述了這個詞的歷史。在報紙和出版物中,印度人經常被描繪成剝削緬甸人的貪婪和懶惰的人。
[5] 不確定有多少印度人因為大蕭條後的暴力和脫離英屬印度後的政策而離開緬甸。當時至少印度和緬甸有著共同的獨立目標,且印度人仍然主導著緬甸的經濟。 儘管在 1941 年,印度人口減少到 5.4%,但第一次明顯的外流是在獨立之後。
[6] 對印度人友好的翁山將軍(翁山蘇姬之父)被暗殺,讓印度人擔心在緬甸的未來。
[7] 50萬印度人離開了,其中一半在途中死亡。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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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reteau, R. (2015). Indian and Chinese communities in contemporary Burm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ir presence and influence. In Indian and Chinese immigrant communitie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pp. 109–128).

Emdorini Thangkhiew. (2021). Burmese Indians Growth of Burmese Nationalism and Ethnic Discrimination. In Linking India and Eastern Neighbours: Development in the Northeast and Borderlands.

Fink, C. (2018). Myanmar: Religious minorities and constitutional questions. Asian Affairs, 49(2), 259–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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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in Maung Kyi. (1993). INDIANS IN BURMA Problems of an Alien Subculture in a Highly Integrated Society. In Indian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Vol.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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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h, U. S. (1980). INDIANS IN BURMA (1852-1941).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Indian History Congress (Vol. 41, pp. 823–831). Indian History Congress.

Tin Maung Maung Than. (1993). Some Aspects of Indians in Rangoon Tin Maung Maung Than. In Indian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Vol. 627).

Violet Cho, & David Gilbert. (2020). Ethnicity, culture and religion: Centralisation, Burmanisa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Myanmar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pp. 219–233).


本文圖片來源:Hakan NuralUnsplash、主編之不具名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