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與穆斯林間的衝突，一直是印度治理的難題，而這樣的難解之結不僅僅肇因於對於宗教信仰價值的差異，更涉及印度或巴基斯坦建國歷史的政治因素，以及英國殖民期間對於統治權的鞏固措施。本文作者透過兩宗教的「民族主義」意識出發，從思想、宗教、文化及政治脈絡，探討兩宗教及其政治思想意識的形成。
著｜龐浩賢，香港人，歷史學碩士。主要研究香港，但對於亞洲也很有興趣。曾涉獵印尼、韓國、印度等地的民族主義歷史，期望透過分析各地的民族意識，回望現時香港的困局與危機。
印度教民族主義
國大黨為首的印度教民族運動帶有濃厚的印度教意識。例如幾位國大黨早期的政治領袖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1856-1920）、甘地的思想中都存有印度教的意識。提拉克的政冶社會思想建立在印度教思想上，認為政治的統一需要仰賴宗教信仰來維繫，政治不能脱離宗教。他認為政治的終極目標就是實現民族的「達摩之治」（dharmarajya），即以印度教法則所為之統治 。提拉克把印度教義和哲學融入於政治意識之中，例如他提倡人民應根據印度教經典《薄珈梵歌》修練瑜珈，以達到印度教義的「神人合一」及「梵我合一」境界。
而甘地在闡釋他的非暴力思想時，亦加入了傳統印度教的思想，他把非暴力不合作運動與為印度教的真理、善性等教義進行連結而論述。甘地認為非暴力合作運動是感化及喚醒大眾的内在的善性的行為，所以非暴力的不合作運是代表真理的行為。
由此可見國大黨領袖的民族運動思想中蕴含着濃厚的印度教思想。更重要的是，後來一些激進派的印度民族主義的組織興起更強化了印度教思想在印度政治的「重要性」。例如1923年成立的印度教大齋會（Hindu Mahasabha），它們的成立宣言《印度教徒的特性》（Hindutva）便開宗明義地表示印度未來的目的係建立一個屬於「印度教民族的國家」，排斥、抗拒伊斯蘭教等異教徒，種種舉措與思想令印度教民族主義運動情緒升温。
印度伊斯蘭民族主義
印度的穆斯林在蒙兀兒帝國時期是印度的統治階層，在宗教、文化、生活模式上與印度教徒有很大的差異，也因而孕育了異於印度教民族思想的印度伊斯蘭民族思想。
印度伊斯蘭民族思想可分為「泛伊斯蘭主義」及「伊斯蘭民族思想」。泛伊斯主義的宗旨是按照《古蘭經》所描述地建立伊斯共同體（即烏瑪-Ummah，指神的國度或穆斯林共同體的社群概念），此一論述的支持者希望建立一個没有國界、民族之分的政治組織，反對一切西方意識，包括民族主義及民主制度。在英屬印度，泛伊斯蘭主義雖然不是穆斯林社群的主導思想，但是類思想及論述一直存在於穆斯林社群之中，並且在1920年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列強企圖瓜分士耳其（鄂圖曼帝國）時，在印度發動一連串流血騷亂，其後被英殖政府強力鎮壓而轉往地下發展。
而主導印度穆斯林社群的則伊斯蘭民族主義。由伊斯蘭民族主義論述主要由3位重要的伊斯蘭民族思想家包括賽義德．艾哈默德．汗（Syed Ahmad Khan，1817-1989）的「伊斯蘭是一個民族」思想、穆罕默德．艾克巴（Muhammad Iqbal，1877-1938）的「單獨建國論」，及真納（Muhammad Ali Jinnah，1876-1948）的「兩個民族論」，該論述亦由全印穆斯林聯盟（簡稱穆盟，All-India Muslim League）所提倡。伊斯蘭民族思想的宗旨是指出印度穆斯林與印度教徒在各範疇都不相同，穆斯林不應與印度教徒的民族運動走在一起，而應爭取獨立的民族自治。
印度教徒與伊斯蘭教徒的衝突
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的在教義及生活、語言上存在極大的差異。
首先在崇拜偶像問題方面，伊斯蘭教的教義只信奉唯一真神-阿拉（Allah），並且不可以祟拜其他神及偶像；但印度教是一個多神教，主要的神有濕婆、毗濕奴及梵天等，印度教徒祟拜不同的神祇，故此兩教在偶像崇拜上已存在相當的差別。
其次是社會階級問題，根據《古蘭經》揭櫫的教義，伊斯蘭教提倡大眾地位平等，亦甚少劃分階級；但印度教則與種姓制度密不可分，印度教徒階級分野鮮明，再再反映兩教之間的差異。
更加重要是食用牛的問題。在印度教傳說中，牛是濕婆的坐騎，是印度教的聖獸，因此印度教徒對牛隻十分尊重，同時也愛護有加；可是印度穆斯林並不把牛視為聖物，而且伊斯蘭教徒把牛肉視為主食之一，例如馳名的清真牛肉，食用牛的議題一直以來便成為為印、穆教徒間緊張關係的導火線，特別是印度教徒時常不滿穆斯林宰、食牛隻，故經常因此攻擊穆斯林。例如1882年印度教徒薩拉斯瓦蒂拿（Swami Dayanand Saraswati）成立「護牛會」（Gaurakshini Sabha），以武力阻止伊斯蘭教徒宰牛食牛。
最後的衡突原因便是語言差異，當時一般居於印度教徒主要使用印地語，伊斯蘭教徒則使用烏爾都語，雙方都極力爭取自己的語言成為官方語言，當中最著名的事件就是1867年，位於北方邦的貝拿勒斯（Varanasi）裡，一些印度教激進份子向英殖政府爭取以印地語為官方語言，並排斥其他語言，其中包括烏爾都語。這些事件觸動不少印度穆斯林知識份子的神經，其後雙方也為語言問題發生多次衝突。
印度教徒及伊斯蘭教徒的流血衝突
基於以上的衝突要素，印、穆教徒之間的衝突不斷。其中早期較嚴重的像是1893年的孟買反穆斯林大騷亂，雙方死傷過千，而至1920年代中期，印、穆教徒的衝突進一步升温，例如1925年德里、加爾各答等地在宰牲節發生的印、穆衝突，死傷數百人；1926年加爾各答印、穆衝突，死者達125人，傷者過千；1927年5月教派衝突，死者近百人，過千人受傷，總結1925至1927年這3年間間印穆衝突超過30次。
在這麼嚴重的暴力衝突之下，真納等穆盟領袖漸漸認為印、穆教徒不能共治於一國，最後真納等領袖鼓吹以印巴（穆） 分治來嘗試解決這兩股宗教民族主義的衝突問題。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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