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亞觀察導讀｜本文回顧了1949年至今印度國會議員與臺灣之間的交流進程，探討雙方在缺乏正式外交關係下如何透過國會外交維持互動。文章指出，1962年中印戰爭後，臺灣曾積極邀請印度國會議員訪臺，藉此拓展與印度政治菁英的聯繫；1995年雙方互設代表處後，國會交流逐漸制度化，並於2016年成立友好協會。然而，自2017年以來相關互訪再度停滯。作者認為，面對當前國際局勢變化與臺印關係持續深化的趨勢，恢復國會交流不僅有助於增進雙方民主夥伴間的理解與互信，也能在科技、經貿及供應鏈合作等面向創造更多機會。
著｜陳牧民，現為我國駐印度大使。
Naina Singh（辛妮娜），現為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之助理教授。
譯｜陳潔儒（Nikita），目前為國立中興大學研究所之碩士生。
印度與臺灣作為充滿活力的民主體制，其正處於一個尚未穩定的全球秩序當中。兩者儘管持續深化在經濟與教育方面的連結，但在民選代表之間的交流卻已沉寂。這種空缺格外引人注目，不僅因為國會外交曾經蓬勃發展，且此類互動在維持印度戰略自主性的同時，另外提供了一項在務實方面加強合作的途徑。
自臺灣與印度在彼此首都互設代表處已超過三十年，其促進了雙邊的合作與交流。兩國之間的貿易在2025年達到了125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較前一年成長17.9%。臺灣對印度的投資累積已達60億美元，當中涵蓋了紡織、鞋業、機械、石化、資通訊（ICT）、電子、汽車零組件以及金融等領域，並創造超過20萬個就業機會。
在教育方面，印度學生赴台就讀人數在近幾年顯著增加，目前約有3000名學生在臺灣就讀高等教育。而臺灣教育部每年也提供超過150個獎學金名額給印度學生，其包含學士、碩士與博士學程。此外，台印學者與科學家自2008年以來共同執行了約200項研究計畫。雙方政策菁英也透過副部長級對話及在台北與新德里舉行的商業領袖高峰會進行交流。
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全球環境中，台印關係展現出韌性、深度與穩定性。
然而，在合作領域中存在著一項重要的缺口，即自2017年以來雙方民選官員之間的互訪。對於同為民主國家的臺灣與印度而言，兩國的國會議員之間的交流是正常且必要的。在2025年，臺灣接待了來自20個國家當中約500名國會議員，但其中沒有任何來自印度的代表人員。
▼1964年六月由Patel率領由印度多位國會議員組成之代表團，其中也包含Atal Bihari Vajpayee。圖為由我國接待該代表團參訪臺北善導寺。
1960年代的交流：戰後契機
在過往，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根據台北的歷史檔案，早在1960年代就已有印度國會議員訪問臺灣，即使當時兩國政府尚未建立正式溝通管道。印度議員訪問臺灣的圖片和音像資料備存於近期推出的臺灣國家文化記憶庫。該記憶庫是由文化部建立的線上公共數位資料庫。其中收錄的知名人士包括：印度首任副總理Vallabhbhai Patel之子Dahyabhai Patel、Atal Bihari Vajpayee、北方邦首席部長Sucheta Kripalani以及聖雄甘地的孫子Rajmohan Gandhi。
在1949年12月，蔣介石於國共內戰中敗給中國共產黨並撤退至台北後，印度政府終止了與蔣介石領導下的中華民國（ROC，國民政府）之外交關係。在那以後，台北方面設法與一些印度精英階層保持聯絡，特別是那些不信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政府的議員和記者們。
雖然難以確認這些聯繫是何時及如何建立的，但1962年的中印戰爭以及隨後的反共情緒確實為台北在印度結交新朋友提供了機會。1962年中國入侵印度一事引發了關於尼赫魯外交政策的激烈政治辯論，一些秉持不同經濟與政治理念的新興政黨當中也出現較為激烈的批評者。
1963年10月，臺灣邀請自由獨立黨（Swatantra）秘書長M.R. Masani訪問台北。他受到總統蔣介石與時任外交部長沈昌煥等政府高層接見。接著在1964年6月，臺灣邀請一個由10名印度國會議員及意見領袖組成的代表團訪問台北。該代表團成員包括Dahyabhai Patel、Vajpayee、曾任國會事務部長的Satya Narayan Sinha，以及人民院（Lok Sabha）議員T.V. Anandan。1963年，在聯邦院（Rajya Sabha）審議與東北邊境特區（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 NEFA）調查及「我國國防準備」（Our Defence Preparedness）相關動議期間，人民同盟（Jan Sangh）成員A.B. Vajpayee，以及自由獨立黨領袖Dahyabhai Patel，其便已對戰前淡化中國在邊境周邊基礎建設擴張及人力調動的做法表示不認同。他們對台北的訪問未必代表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持；相反地，此行展現了印度國會議員的自主性，以及參與國際事務的興趣。
Patel代表團由新成立的「中（華民國）印緬錫文化經濟協會」（China (ROC)-India-Burma-Ceylon Cultural and Economic Association, CIBCEA）接待。該協會為國民政府所設立的半官方組織，旨在建立與印度政治人物之間的聯繫。當時，CIBCEA主席為陶鎔，其為曾於1940年代在印度居住過的中華民國立法委員。該國會代表團參訪了台北的善導寺，並出席由世界反共聯盟及亞太反共聯盟主席谷正綱所主持的歡迎酒會。根據紀錄，在1964年12月的一次聯邦院（Rajya Sabha）會議期間，Patel曾提及其於當年稍早訪問臺灣一事，並表示他們是以「非官方成員」（non-official Members）身分訪台；雖然他們並不屬於執政黨，但仍然是國會議員。
在1966年至1972年間的後續數年間，台北進一步接待了數位印度國會議員，例如聯邦院（Rajya Sabha）議員Sheel Bhadra Yajee（1966年）、來自喀拉拉邦的前國會議員R. Velayudhan、Krishna Dev Tripathi（1967年）以及C.C. Desai（1968年）。1970年的訪問代表團成員包括Niranjan Varma、Kanwar Lal Gupta、M.S. Bharati、N.P. Chengalraya Naidu、Hem Barua、Pratap Keshari Deo以及S.D. Misra。Onkar Lal Bohra、M.L. Sondhi與S.B. Giri則分別於1971年與1972年訪問臺灣。根據相關紀錄，曾任印度制憲會議（Constitutional Assembly of India）成員的H.V. Kamath與Sucheta Kripalani於1965年訪問臺灣，而瓦傑帕伊則於1970年再次訪台。
1973年的訪問：關於鮑斯的調查
儘管印度政府當時從未展現出以犧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PRC）關係為代價、進一步拉近與臺灣關係的強烈意願，但它也無法忽視日益增長、要求與台北接觸以調查蘇巴斯·錢德拉·鮑斯（Netaji Subhas Chandra Bose）之死的呼聲。考量到此議題的重要性，印度政府最終主動安排了一次印度國會議員於1973年訪問台北的行程。據稱，載有Netaji的飛機於日本宣布投降三天後（1945年8月18日），在台北的一處機場墜毀。多年以來，鮑斯之死始終是一個具有政治爭議且尚未解決的問題。1956年的Shah Nawaz委員會（Shah Nawaz Committee）是第一個針對鮑斯之死進行調查的三人委員會。該委員會聲稱，載有鮑斯及數名日本軍官的飛機，是在台北機場起飛時墜毀。然而，委員會的報告因未親自前往臺灣調查墜機地點而受到批評。
由於印度自1950年起便未再與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維持外交關係，相關調查也因此變得更加複雜。在接下來的二十年間，多位國會議員向印度總統請願，要求推動一項「妥善進行的」（properly conducted）司法調查。1970年，印度政府任命旁遮普高等法院（Punjab High Court）退休首席大法官GD Khosla調查鮑斯案件。Khosla法官最初提出訪問臺灣的要求遭到拒絕，但之後在人民社會黨（Praja Socialist Party）國會議員、同時也是鮑斯堅定支持者的Samar Guha強力堅持下，印度政府最終同意此項安排。1973年7月，Guha與GD Khosla率領調查代表團抵達臺北。他們會見了臺灣外交部長沈昌煥以及數位臺灣立法委員；Guha在其著作《Netaji: Dead or Alive?》（1978）中亦提及此事。當地媒體與電視對該調查委員會的訪問進行了廣泛報導。透過線上記憶資料庫，仍可查閱Guha於台北國王大飯店（King Hotel）召開記者會，以及與調查委員會其他成員一同前往鮑斯火化地點進行勘查的相關影像紀錄。
▼尋找鮑斯。1973年七月，Guha 調查代表團在臺北舉行記者會。
1995年後的訪問：更正式的交流管道
在1971年中華民國（ROC）失去聯合國席位後，印度國會議員訪問臺灣的動能逐漸減弱。檔案資料顯示，其後出現了約20年的中斷期，直到前法律與司法部長Subramanian Swamy訪問臺灣後，相關交流才再次恢復。隨著台北與新德里於1995年設立代表處，雙方互動也逐漸增加。1997年，多位曾在歷屆政府中擔任內閣職務的國會議員訪問臺灣，其中包括前內政部長Sardar Buta Singh以及前勞工部長Sahib Singh Verma。此一傳統其後透過多位重要政治人物持續延續，包括現任副總統C.P. Radhakrishnan、Suresh Prabhu、Shashi Tharoor、Baijayant Panda以及Prasanna Kumar Patasani等人，於2004年至2015年間率領國會代表團訪問臺灣。
2016年出現了一項正面的發展，即相對友好的論壇正式成立，亦即台北的「台印國會友好協會」（Taiwan-India Parliamentary Friendship Association）以及新德里的「印度－臺灣國會友好聯誼會」（India-Taiwan Parliamentary Friendship Caucus）。這些機制的建立，反映出雙方皆認知到兩個民主體制的民選代表之間，有必要維持定期接觸與交流。2016年8月，人民院（Lok Sabha）議員Harish Chandra Meena率領由六名國會議員組成的代表團訪問台北，成為民主進步黨（DPP）於當年稍早開始執政後，首個訪問臺灣的印度國會代表團。作為回應，三位臺灣女性立法委員於2017年2月訪問新德里。
儘管如此，自2017年以來，臺灣與印度之間便未再出現任何國會交流。印度與中國在東部邊境地區的衝突，加上COVID-19疫情的爆發，皆對雙方互動造成影響。2018年12月，由Shashi Tharoor領導的國會外交事務常設委員會（Parliamentary Standing Committee on External Affairs）曾建議印度政府，在處理對台關係時，不應「過度謹慎地顧慮中國的敏感性」（overly cautious about China’s sensitivity），因為中國並未以「同等的尊重」（the same deference）對待印度的主權。儘管如此，印度仍限制了國會交流的深度與自主性。
▼議會交流，印度國會議員代表團於2016年在臺北會見我國立法院院長及議員。
回顧1960年代、1970年代以及1995年後的發展脈絡，可以看出臺灣方面的意圖與印度方面的回應之間，始終存在著一種不對稱性。1962年戰爭曾為臺灣的國民政府提供了一個短暫的戰略契機，使其得以接觸對共產中國感到憤怒的印度國會議員；然而，這些努力最終仍無法突破印度國家體制對「一中政策」（One China policy）的制度性堅持。1995年新德里與臺北互相設立代表處，則顯示出即便缺乏正式外交承認，靈活且審慎的決策仍能為雙方互動創造具有實質意義的空間。
印度已崛起成為國際舞台上一個備受尊重的領導力量，而臺灣則在半導體與資訊科技領域確立了其關鍵貢獻者的地位。雙方應加強在科學與科技領域的合作，並為全球發展作出建設性的貢獻。
臺灣當前的目標，與冷戰時期有著根本性的不同；在冷戰期間，臺灣官方立場是作為全中國唯一合法的代表。當今的臺灣則希望與理念相近的國家建立夥伴關係，並推動功能性合作。在缺乏正式外交關係的情況下，印度與臺灣之間的國會交流，將能建立一條額外的溝通管道，以促成具有實質意義的經濟與規範性成果。定期互動有助於促進公共討論、深化相互理解、建立長期互信以及形成跨黨派共識，從而確保雙邊關係在選舉週期之外仍能延續並維持。民選代表之間的交流，也應進一步強化雙方在貿易、科技及供應鏈韌性方面的合作，並鞏固包括透明治理、數位治理以及打擊假訊息等共享的民主價值。
來源⎮ 本篇內容及圖片轉載自India’s World, “Engaging Across the Strait: Indian Parliamentarians and Taiwan Since 1949“ 一文，經其同意由《南亞觀察》翻譯成中文並刊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