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牧民/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副教授兼所長
1962年10月，中共與印度之間曾經爆發一場劇烈的軍事衝突，雙方爭執已久的邊界爭議到了10月20日演變為戰爭。在之後的一個月內，解放軍在東西兩邊戰場都取得明顯的勝利。11月20日，中國主動宣布單方面停火，並將部隊從實際控制線（Line of Actual Control）後撤20公里，邊界歸於平靜，但爭議到今天仍然沒有解決。關於這場戰爭，一個至今仍無解的問題是：到底是誰開了第一槍？誰該為挑起這場戰爭負起最後責任？今天是剛好是戰爭爆發的53週年紀念日，回顧起這場半世紀前的衝突，特別具有意義。
[ 英文摘要] Research note: India and the war of 1962
The 1962 War is the most violent and tragic development of India-China relations in the 20thcentury. There have been debates on which side is held responsible for firing the first shot in the conflict, and there is no easy answer for that question. This research note attempts to find out how India prepared for and responded to the war with China by reviewing major literatures in India, China and the West. It also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the war on Indian society as well as on Indian perceptions of China today.
前言：到底誰開了第一槍？
1962年10月，中共與印度之間曾經爆發一場劇烈的軍事衝突，雙方爭執已久的邊界爭議到了10月20日演變為戰爭。在之後的一個月內，解放軍在東西兩邊戰場都取得明顯的勝利。11月20日，中國主動宣布單方面停火，並將部隊從實際控制線（Line of Actual Control）後撤20公里，邊界歸於平靜，但爭議到今天仍然沒有解決。
坊間有許多關於這場戰爭的討論與研究，不過因為中國與印度政府至今也都未公布關於戰爭的秘密文件，以致很多討論都是屬於推測。有些網上討論的文章甚至誇張到完全背離事實，以致香港媒體「鳳凰網」在2012年製作一個紀念戰爭五十週年的網路專題時，還特地開闢了一個澄清中印戰爭「七大流言」的網路頁面。關於這場戰爭，一個至今仍無解的問題是：到底是誰開了第一槍？誰該為挑起這場戰爭負起最後責任？
關於這個問題，目前最具權威性的三種文獻為：
一、 澳大利亞記者Neville Maxwell所著之India’s China War（1972）。Maxwell是中印戰爭期間少數居住在新德里實際採訪的外國記者，可以得到第一手資訊。戰後印度軍方高層責成T.B. Henderson Brooks 少將與 Premindra Singh Bhagat准將撰寫一篇機密檢討報告，Maxwell透過管道取得這篇報告的內容，他後來公開表示本書的許多內容是根據Henderson Brooks-Bhagat報告撰寫而成。
二、 印度陸軍J.P. Dalvi准將所撰寫的Himalayan Blunder一書，中文可以譯為「喜馬拉雅大失策」。Dalvi准將為第四師第七旅旅長，是戰爭中印度被中方俘虜的最高階軍官，此書為其對戰爭的回憶錄，對於第一階段戰爭的過程有非常清楚的描述。
三、 由中國軍事科學院所出版的《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爭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此書是迄今為止中國官方唯一出版的中印邊界戰爭著作，雖然內容頗為偏頗，但對於理解中國如何看待這場戰爭仍有參考價值。
以下是參照以上三篇文獻撰寫而成的戰爭過程回顧，希望能讓華文讀者對當年戰爭發生的原因與過程有更清楚的了解。
戰爭爆發前印度國內之備戰狀況
1961年12月印度陸軍總部命令在東線的部隊將據點往前移，指示部隊盡量貼近麥克馬洪線，目的是佔領整個前線地區，此稱為「前進策略」（forward policy, Operation Onkar）。因此在1962年前半年，印度軍隊沿東線陸續建立了24個新據點，在這個階段只要印軍待在麥克馬洪線以南，中國並不會做出強烈反應。不過最大的問題在於如何認定麥克馬洪線。
1914年西姆拉會議所劃定的麥克馬洪線始於不丹邊境的北緯27度44分30秒。但是當印度在1950年代勘察這個地區時，發現這條線並不是根據地理的自然界線所劃定，如山脈分水嶺、河流等。例如在邊界西端附近最高的塔格拉（Thag La）山（又稱拉則山）山脊，處於這條線以北6公里的位置，因此從防衛的角度來看，印軍很自然地希望將防線向北推。1959年8月間，印軍進入一塊稱為Khinzemane的地區，此地從印度與中國的地圖來看都在麥克馬洪線以北，因此無庸置疑是中國領土。
當時（1959年）中國軍隊對印軍做出反擊，以武力擊退了印軍，之後自己也撤走。但不久後印軍又重新回到Khinzemane，中國再度抗議。印度政府辯稱兩國邊界位於塔格拉山脊，Khinzemane是印度領土，但保證不會改變現狀，一切有待未來雙方談判討論，中國也就沒有進一步的動作。 1960年印度與中國官員會面時，印方表示塔格拉山脊是印度主張的邊界，並將印、中、不丹三國的邊界線訂在27度48分。可是這樣的主張並沒有透過任何管道告知陸軍。
1962年6月阿薩姆步槍隊（Assam Rifles）前進到塔格拉山脊南面南卡曲河（Namka Chu，又稱克節朗河）南岸一個叫扯冬（Che Dong）的地方，並建立多拉哨所（Dhola Post）（當時東線印度軍隊有兩大指揮系統：陸軍總部（Army H.Q）由國防部指揮，阿薩姆步槍隊卻直屬阿薩姆省省長）。這是一個具有爭議的行動，因為此舉已經明顯違反1959年印度與中國之間的協議，也就是承諾不改變現狀，也不在邊界有爭議地區派遣巡邏部隊。印度外交部得知此事之後並沒有阻止，反而回覆陸軍可以將邊界推進到到塔格拉山脊。其實印軍也知道設立多拉據點有可能引發爭議，其地圖就標示該哨所位於中國境內；5月間印方在該地發現一塊由中方設立的中文木牌，送到後方翻譯出來上面的字是：此地為我們的山河，但是並沒有人真正想過這樣的軍事行動是否會遭致中國報復。
到了9月8日，中國派遣一支部隊從塔格拉山脊往南推進，在接近多拉哨所附近駐紮下來，目的應該是要對哨所內的印軍施壓，迫使其後撤。一週之後，中國政府透過外交管道正式向印度抗議。印度政府對此事的反應是：中國派遣軍隊進入塔格拉山脊以南的區域等於已經入侵印度領土。次日印度國防部舉行會議，決定「以武力將中國軍隊驅逐出去」。其實當時總理尼赫魯已經動身前往倫敦參加大英國協高峰會，因此這個決定應該是由國防部長梅農（V. K. Krishna Menon）所做。陸軍參謀長（即總司令）P. N. Thapar並沒有質疑這個決定，陸軍總部立刻拍發電報給第三十三軍的旁遮普聯隊（當時此部隊所駐守的位置離多拉最近），命令其前往進駐多拉哨所，同時命令第七旅部隊必須在48小時內抵達支援。這個軍事行動代號為Leghorn，目的是驅離中國軍隊，解除多拉哨所的危機。
實際上在新德里的決策者並不知道在如此高原地區進行部隊移動比預期要來得困難：陸軍總部要求旁遮普聯隊在19日前佔領塔格拉山口，並在海拔16000英呎（將近5000公尺）的地方建立防禦工事，但是這個命令直到19日當天才抵達部隊。當時前線部隊所面臨的另一個情況是，要從多拉哨所越過湍急的南卡曲河，再爬上塔格拉山脊，本身就是不太可能的任務。要抵達多拉哨所和南卡曲河有兩條路，一條是從東邊，越過海拔13500英呎的Hatung La 山口；另一條是從南邊越過16000英呎的Karpo La 1 山口，而且印軍在行進的過程中都在中方的監視下。接下來幾天，印軍沿著南卡曲河搭建了五座簡易橋樑。9月17日與20日，雙方士兵在河岸執勤時兩度發生小規模衝突，互有傷亡，中國以其發生的地點稱之為「擇繞橋事件」。此時印軍指揮官也忙著將部隊沿著河岸7英里的地區佈防，並且派了一個排到南方14500英呎的Tsangdhar高地，該地居高臨下，可以安放大砲及迫擊炮等。
9月29日，印度軍方高層進行了一次職務調整，將原來不太願意執行計畫的東部軍區軍長辛格（Umrao Singh）中將撤換掉，任命陸軍參謀局長Kaul為新成立的第四軍軍長，負責實際的作戰任務。因此對中國軍事行動的實際決策者為國防部長梅農、陸軍參謀長P. N. Thapar上將、第四軍軍長Kaul中將（原任陸軍參謀局長）、東部軍區司令L. P. Sen將軍（下轄第三十三軍）。在前線的指揮官有第4師師長Niranjan Prasad少將，以及第七旅旅長J.P. Dalvi准將。另外情報局長B. N. Mullick在整起事件中也扮演一定的角色──在1950年末期印度開始執行前進政策時，Mullick讓尼赫魯以及愈多決策者相信中國不會做出反應。（Maxwell, 2002）
10月7日，Kaul抵達多拉哨所前線。此時印軍的部署情況是：
南卡曲河沿線：第九旁遮普聯隊，第二拉加普特（Rajput）聯隊的一個連，一個中型機槍排；
倫坡（Lunpu）地區：第七旅旅部，第二拉加普特聯隊的兩個連；第九廓爾喀（Gurkha）步兵聯隊的一個營，迫擊炮部隊，若干機槍連士兵，若干工兵。第四近衛軍（Grenadiers）聯隊的一個步兵營兼程趕來；
達旺地區：第四砲兵旅下的2個步兵營；
其它東北邊境特區：第五步兵旅下的5個營。
從以上文獻來看，在戰爭爆發前印度決策者對於自身的軍事實力與中國的可能反應展現出過度樂觀的態度，而印度軍方本身決策體系之混亂（外交系統與軍方之間缺乏協調）、以及軍事指揮體系不夠暢通都是問題。尼赫魯領導下的文人政府在未獲得充分資訊的情況下，放手讓陸軍進行挑釁對方的「前進政策」，卻完全沒有料想到中國的可能反擊，可謂一大失策。
第一階段戰事：10月19日－23日
10月9日，Kaul下令一隊50人旁遮普部隊越過河到對岸佔領一座Tseng Jong 的山頭，次（10）日清晨，中國軍隊對這些偵察部隊發動了第一波攻擊，雙方互有傷亡。10月12日，總理尼赫魯在新德里主持一場高層會議，討論情勢，政府與軍方主要決策者都出席，包括從前線趕回來的指揮官Kaul。會議中大致浮現出三種意見：撤退、固守、進攻。按照尼赫魯事後的說法，他在會議中表示尊重專業判斷，讓軍方決定採取哪一種策略最佳；但軍方卻認為文人領袖一再向他們保證中國不會發動攻擊，因此固守似乎是較佳的策略。第二天尼赫魯動身前往錫蘭訪問，在機場回答記者的問題時，他的回應給人強硬的印象：「我們的指示是解放我們的國土」（Our instructions are to free our territory）；他還說「只要這次（中國）持續侵略，就沒有和談的可能。」（as long as this particular aggression lasts, there appears to be no chance of talks）。
10月19日夜間，中國軍隊正式渡河。當時南卡曲河水位已經下降到可以徒步涉水越過的程度，因此中國軍隊不費吹灰之力就突破印度軍隊所建立的防線，20日上午，中國軍隊在砲火掩護下對印軍發動攻擊，印軍的陣地被一一攻陷，並佔領東邊的Hatung la山口與Khinzemane，以及南方的Tsangdhar高地，將南卡曲河沿岸的所有印度軍隊包圍起來，第七旅旅長J.P. Dalvi准將於22日被中國軍隊俘虜，殘餘的該旅部隊潰散向西逃到不丹，第四師師長Niranjan Prasad少將撤退到達旺。同一時間，中國軍隊也在中印邊界西線發動進攻，陸續攻佔了在Chip Chap 河谷、Galwan、以及班公湖（Panggong Tso）附近的印度哨所。10月31日印度政府宣布解除梅農的國防部長職位，由總理尼赫魯兼任國防部長。
邊界東段的中國部隊基本上是分三路發動攻勢：西線部隊從塔格拉山脊南下，正面迎擊並擊潰第7旅；中線部隊則先攻打Khinzemane後進展Hatung la 山口；東線則由另一支部隊沿著古時貿易通道越過Bum La 山口進逼達旺。10月23日印度部隊從達旺撤出，數百名僧侶與難民也一同撤離，兩日後解放軍軍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佔領邊界重鎮達旺。
此後三個星期，印度與中國之間以外交手段交手了數回合，中共總理周恩來先提議雙方將軍隊從實際控制線往後撤20公里，再進行談判；但尼赫魯表示要求中國必須先將軍隊撤退到9月初的位置，也就是塔格拉山脊，雙方才有談判的可能。此時雙方也在外交上較勁：印度正式改變建國以來的不結盟策略，接受美國的軍事援助；而中國則向亞非不結盟國家集團控訴印度，說其向美國求援等於是向帝國主義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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