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亞觀察導讀|1943年,被視為印度獨立三傑之一的鮑斯建組了全女性的「詹西女王軍團」,這不僅是二戰罕見的正規女兵單位,更是一場關於「國家想像」的政治實驗。鮑斯融合女神崇拜與社會主義,試圖透過軍隊生活瓦解種姓、宗教與性別藩籬,嘗試實踐其政治理念。儘管軍事效能與政治宣傳性質在學術界仍有爭議,但該軍團直屬臨時政府「婦女部」,在制度上賦予女性參與國家治理的合法性。這場實驗象徵著國家權力跨越傳統父權,使女性成為獨立公民。對鮑斯而言,若佔人口半數的女性未能參與,印度的進步將淪為空談。

著|張晏榕,輔仁大學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博士班博士生。

1943年7月,當鮑斯(Subhas Chandra Bose)接掌印度國民軍(Indian National Army)並宣布成立「自由印度臨時政府(Azad Hind /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Free India)」時,他做了項深具遠見的決策:建立一支全女性戰鬥部隊。這支以1857年反英起義傳奇人物詹西女王(Rani of Jhansi, Lakshmi Bai)命名的「詹西女王軍團」(Rani of Jhansi Regiment),是二戰期間極少數由女性組成的正規步兵單位,亦是鮑斯建國藍圖中重要的一環。

長期以來,關於詹西女王軍團的歷史敘述多被包裹在民族主義的宏大框架,或被簡化為鮑斯個人魅力的陪襯。然而,若從政治哲學視角審視,該軍團存在的意義遠超過其軍事象徵,它實質上是一場關於「國家想像」的政治實驗。鮑斯試圖透過該軍團預演理想中的獨立印度—一個融合社會主義理想,並致力於打破宗教、種姓及性別藩籬的現代化國家。

女性武裝:國家想像的實踐路徑

要理解詹西女王軍團的成立,須溯源至鮑斯深植於孟加拉文化底蘊1的政治哲學。他的思想體系是故里盛行的「沙克蒂」(Shakti)女神崇拜、西方社會主義思潮,以及對甘地消極抵抗之批判的三方匯流。在孟加拉地區的宗教傳統,女性被視為「力量」的化身,如女神杜爾迦(Durga)或迦梨(Kali)般兼具創造與毀滅的神性特質。因此,在鮑斯看來,女性不應僅是家庭的守護者,更是潛在的革命戰士;他深信,印度若欲實現真正的獨立,必須釋放被壓抑的女性力量2

1942年攝於德國克尼格斯布呂克(Konigsbruck)戰俘營的鮑斯 / Major Abid Hasan

此與甘地的立場形成鮮明對照。甘地將女性定位為道德守護者,強調在忍受苦難中展現被動的韌性;鮑斯則更進一步賦予女性主動戰鬥的公民義務。鮑斯對「武裝女性」的執著並非戰時權宜之計,早在1928年印度國民大會加爾各答會議期間,他便曾組織女性志願軍參與會議保全工作,並公開主張女性應接受軍事訓練3;可見詹西女王軍團是他多年來試圖將女性納入現代民族武裝體系的必然結果。

然而,鮑斯的野心不只是賦權女性,更在於對整體印度傳統社會結構的重塑。他認為種姓制度、宗教對立及階級剝削,是阻礙印度實現民族統一的沉痾。旅居歐洲期間,他廣泛吸收各類政治思想,最終形塑名為sāmyavāda的意識形態;這是一種結合社會主義平等理念與強調紀律、犧牲的現代政治哲學,鮑斯將其描述為一種適用於印度社會的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融合4 5。 在此哲學指引下,軍隊被重新定義為「社會改造的熔爐」6。他理想中的獨立印度,應是一個廢除種姓體系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因此,詹西女王軍團被設計成一個「微型烏托邦」;部隊內不分種姓、階級與宗教,所有成員必須在同一屋簷下生活,食用相同的餐點、穿著統一的制服、接受一致的訓練7。透過這種集體化的軍事生活 ,鮑斯試圖在實踐層面瓦解根深蒂固的社會隔閡,從而建立一種超越傳統身分、以現代公民意識為核心的國族認同。

詹西女王軍團的歷史定位

學術界在評價詹西女王軍團時,始終存有「軍事效能」與「政治符號」之間的爭議:該軍團究竟是能征善戰的精銳部隊,還是鮑斯用來動員男性的宣傳工具?

鮑斯的募兵策略顯然經過縝密的心理運算。1943年接掌印度國民軍後,鮑斯面臨東南亞印度裔社群8普遍存在的觀望態度,許多男性對參軍仍存遲疑。他深知,「武裝女性」不僅具有強烈的視覺衝擊,更能產生道德激將作用,迫使印裔男性重新審視自身的愛國義務。此外,這股動員能量更被延伸為針對英屬印度軍的心理戰術。鮑斯預期,當敵陣的印度士兵目睹印度姐妹們衝鋒陷陣,內心的民族情感與愧疚感將被喚醒,進而動搖對英軍的忠誠,甚至引發陣前倒戈,轉身加入印度國民軍的革命行列9

但現實的軍事視角卻呈現了另一種面貌。有歷史研究指出10,女性兵團的實際作戰價值有限,在物資匱乏的二戰末期,提供援助的日軍甚至將其視為戰略負擔11。這種現實與理想的落差,亦反映在鮑斯的管理體制中;他一方面宣揚賦權女性,另一方面卻維持嚴格的性別隔離與保護政策,且要求女性入伍須徵得父兄或丈夫的同意。這使得軍團的本質更像是場精心設計的政治宣傳,旨在透過塑造女性的犧牲與英勇形象,最大化地燃起印裔社群對解放國家的狂熱。

由鮑斯(左二)及 拉克希米 (左一)領導的印度國民軍中女性參軍者。1943年鮑斯在新加坡的一場演講中便呼籲身體健全的印度人(裔)加入印度國民軍,投身獨立及革命事業,並決心建立一支由印度(裔)女性組成的軍隊。而近代印度武裝部隊一直到了1992年才開始招募女性官兵,並於2020年2月,2月17日,印度最高法院判決才要求政府必須在3個月內,讓女軍官享有和她們的男性同袍一樣的待遇/Indian Times

儘管其軍事效能備受質疑,若僅將女兵團視作宣傳工具則有失公允,因其具有不容忽視的制度性意義。詹西女王軍團直接隸屬於自由印度臨時政府的「婦女部」,1943年臨時政府成立之初,該軍團指揮官拉克西米(Lakshmi Sahgal)旋即被任命為婦女部部長;在當時的國際政壇,女性擔任內閣要職實屬鳳毛麟角12。這種制度性的安排,展現了鮑斯將女性定位為新印度「共同建構者」的願景;透過設立專門部會,不但在法律與行政體系中確立了女性參與政府決策的合法性,更在實踐中預演了未來獨立憲法中的「平等公民權」概念,使女性的政治參與不再限於暫時性的戰時動員,而被提升至常態性的國家治理層次。


延 伸 閱 讀

【政治經濟】自由與人權的鬥士─拉克希米.薩加爾


誠如印度知名傳記史學家索姆(Reba Som)所言,鮑斯呼籲女性投身國家服務並非象徵性的政治姿態,而是源於其堅定的信念:若佔人口半數的女性未能參與國家發展,印度的國家進步將淪為空談13。日本與印度現代史學家莉柏(Joyce Lebra)則從國家建構層面補充,女兵團的建立實則向世界展示了獨立印度的現代化願景—女性將獲得與男性同等的權力,更能與之並肩衛國14。透過建立女性兵團,象徵著國家權力得以跨越傳統父權家庭的中介,使女性作為獨立公民個體與國家產生直接連結。

詹西女王軍團可謂是一場披著「軍事外殼」的社會實驗;鮑斯利用戰時狀態賦予的緊急權力,在短時間內強行推動了和平時期難以企及的社會改革——即同步消除種姓、階級與性別的隔閡。雖然這場實驗隨著盟友(日本)戰敗而告終,但就社會動員與性別政治的長遠影響而言,詹西女王軍團無疑是鮑斯的「想像國家」藍圖中,最具前瞻性與革命性的實踐。


作者按、參考&引用資料

  1. 鮑斯出生於英屬印度孟加拉管轄區克塔克(Cuttack)。 ↩︎
  2. Joyce Chapman Lebra, Women Against the Raj: The Rani of Jhansi Regiment (Singapore: ISEAS, 2008), pp. 107-08. ↩︎
  3. Reba Som, Subhas Chandra Bose and the Resolution of the Women’s Question (New Delhi: Centre for Women’s Development Studies, 2002), p. 11; Tobias Rettig, “Recruiting the All-Female Rani of Jhansi Regiment: Subhas Chandra Bose and Dr Lakshmi Swaminadhan”,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21, no. 4 (2013), pp. 629-30. ↩︎
  4. 鮑斯認為在印度獨立初期,須仰賴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方能快速地實現國家現代化;他眼中的「獨裁」,是根除社會弊端、加速工業化及鞏固國防的「必要之惡」。然而,他對集權效能的追求,並不代表對軸心國意識形態的認同。事實上,鮑斯反對希特勒(Adolf Hitler)的暴行,雙方僅止於戰略安全範圍內的宣傳互動;後來,因地緣策略考量轉而與日本合作,他亦時刻提防日方的霸權野心。 ↩︎
  5. 見Maria Tumiotto. “Strategy or Fascination? Subhas Chandra Bose’s Relations with Fascist Italy and Nazi Germany, and the Making of Sāmyavāda (1930s-1940s)”,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11, no. 1 (2026), pp. 30-50. ↩︎
  6. 鮑斯反殖民意志背後的現代化、世俗化及平等主義的願景,具體轉化為印度國民軍的建制。鮑斯推行印地語為通用語言,建立不分宗教的共用食堂,並廢除軍中的種姓階級;更重要的是,印度國民軍是鮑斯「全面動員」(total mobilization,包括女性在內的所有社會階層)的實踐場域。由鮑斯姪兒西希爾(Sisir Kumar Bose)與姪孫蘇格達(Sugata Bose)編輯的選集如Congress President: Speeches, Articles, and Letters January 1938 – May 1939 (2004)、Azad Hind: Subhas Chandra Bose, Writing and Speeches 1941-1943 (2004) 等是最直接的一手資料,其中有大量鮑斯支持女性參與獨立運動的公開呼籲。 ↩︎
  7. Tobias Rettig, “Recruiting the All-Female Rani of Jhansi Regiment: Subhas Chandra Bose and Dr Lakshmi Swaminadhan”,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21, no. 4 (2013), p. 638. ↩︎
  8. 印度國民軍最初的兵源來自1942年2月新加坡淪陷後,數萬名投降日軍的英屬印度士兵。在日軍支持下,由英屬印軍軍官辛格(Mohan Singh)擔任指揮官;但因內部意見分歧及與日方的互信危機,於同年底解散。直到鮑斯接掌領導,這支軍隊才迎來脫胎換骨;面對印度本土的封鎖,鮑斯在東南亞展開境外動員,募兵對象擴展至各階層的印裔僑民與女性。由於訓練營散布在新加坡、仰光、曼谷甚至上海,鮑斯計劃分階段匯集兵力至臨時政府所在地仰光,目標是協同日軍北上奪取印緬邊界的戰略要衝英帕爾(Imphal);他希望藉由跨國動員的勝利,引發全印境內連鎖起義。 ↩︎
  9. P. R. Pillay, “The Indian National Army in the Imphal Offens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Indian Studies 1999, no.11 (1999), p. 31. ↩︎
  10. 見Joyce Chapman Lebra, Women Against the Raj: The Rani of Jhansi Regiment (Singapore: ISEAS, 2008); Vera Hildebrand, Women at War: Subhas Chandra Bose and the Rani of Jhansi Regiment (Noida: HarperCollins, 2016); Shompa Lahiri, “Performing Anti-Colonial Military Identities in the Rani of Jhansi Regiment, 1943-1945: War, Diasporic Women and Decolonisation”, Gender & History 36, no.2 (2024), pp. 602-19. ↩︎
  11. 關於女兵團實戰參與之考辨,參見Vera Hildebrand, Women at War: Subhas Chandra Bose and the Rani of Jhansi Regiment (Noida: HarperCollins, 2016)。海蒂布蘭指出,綜觀印度國民軍相關文獻及退役將領之回憶錄,均無女兵投身1945年緬甸戰區與英軍交鋒之記載;她與倖存女兵的訪談亦證實,成員多對未能親臨前線深感遺憾(見該書第14章)。實際上,受制於鮑斯內在的家長式保護,加上盟友日軍對女性戰鬥效能的質疑,該軍團的職能被限縮於撤退支援、醫療護理,以及游擊戰邊緣的防禦性任務。 ↩︎
  12. Lakshmi Sahgal, A Revolutionary Life: Memoirs of Political Activist (New Delhi: Kali for Women, 1997), p. 62. ↩︎
  13. Reba Som, Subhas Chandra Bose and the Resolution of the Women’s Question (New Delhi: Centre for Women’s Development Studies, 2002), p. 13. ↩︎
  14. Joyce Chapman Lebra, Women Against the Raj: The Rani of Jhansi Regiment (Singapore: ISEAS, 2008), p. 108. ↩︎

本文圖片來源|Indian TimesMajor Abid Has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