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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etization, State Governance and the Country’s Modern Image 鈔票、國家治理與現代形象(三)

(一位婦女連夜排隊終於換得小鈔。圖片來源

林汝羽 / 英國發展研究院  博士生

印度歷史上曾經經歷過三次換鈔(demonetization),分別發生在 1947 年、1978 年和 2016 年。每一度換鈔的目的都是為了對抗假鈔流通,更換的都是大面額的鈔票,且都具有時代意義:第一次換鈔象徵從殖民到獨立的改變,第二次印度正處於政治動亂的時期,國內的高種姓與低種姓勢力水火不容,第三次換鈔的印度已經經歷了自 90 年代保護政策逐漸開放以來攀升的經濟成長率,在穆迪領軍下更進一步往新自由主義市場機制靠攏。

這篇附加的短文補充前面兩部份所提出的論點,認為換鈔政策雖然不影響中產階級以上習於數位支付的城市人口,但對於仰賴現金交易的貧窮與中下階級人口造成的弊遠大於利。

 


 

  • 效應取決於現金之於生計的仰賴程度

2016 年 11 月換鈔政策出台後,國內經濟發展分析與預測的團體及媒體對於換鈔政策將如何影響 2017 年春季農事提出不同意見。由於近年來極端氣候的影響,降雨時期與機率頻頻脫軌,多次颶風影響南部農業大省,地方已無力承擔龐大的災難補貼。

印度在 1950 年代開始進行農地重劃與私有化,土地隨著繼承制以及工業區的發展而逐漸破碎化。相對於城市中相對具有彈性適應的小零售業與服務業人口,農業人口被視為最脆弱的指標。印度農業自綠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以來,以高產量種植為主的經濟作物如棉花、雜糧穀物及蔬菜十分倚賴現金交易。現金作為交易媒介,從農戶及農場主購入種子與肥料,到僱用工人與支付運輸,乃至收取貨款與分配利潤,都與之相關。

換鈔政策於 11 月初公佈,造成民生不利的因素主要在於提款限制。因應民間輿論抨擊,農民身份的存戶可提領 25,000 盧比作為春耕農事準備。然而這項條款僅限於 2016 年夏末收成後有盈餘,以至於有準備金可以動用,並且有銀行戶口的農民。

參與農耕但不擁有土地的農業雇工、主要以容易腐壞的蔬菜水果為主要產品的小農、依靠農產公司所出售的種子及肥料受制於其價格與供給的現金作物農場,在換鈔政策使得市場上流通的現金受限的情況下,成為財務上最脆弱的族群:雇工拿不到薪水,生計無以為繼;小農不擁有自己的物流,一季產量尚未運到市場就已腐壞;現金作物農場必須趕上耕種季節,只能先以賒帳的方式取得生產所需的原料。

另一方面,生產穀物的農戶可以先儲存 2016 年秋收的產品待市場因換幣政策造成的波動緩解後再出售。一場財務風波也篩選出最能穩定度過風險的農業類型:以政府為主要買主的農業類型、有機農業與能夠配適自給與出售比例的農戶,在這場換幣風波中安然無損。

 

  • 換鈔政策對貧窮人口的不利影響

我在 2017 年 月到 月,春耕時期到位於南印度的一處山村訪問換鈔政策對農民生計的影響。我所工作的農村距離城市僅四小時的車程,因此人口外移以及新的技術資金進來的機會很多。農民們透過公民團體逐漸認識永續發展農業以及農業生物多樣性的優點,開始留存種籽減少現金對於農業生產的重要性,並藉由交易種籽增加現金收入。多數農民屬於只擁有 1-3 畝地的小農,這些小農將提昇下一代的教育程度視為最重要的金錢投資之一,孩童的教育支出是其現金支出最主要的項目。

在這處山村中,擁有土地與否以及其生計依賴政府收購的程度,影響了農民調適此波危機的韌力。從事畜牧出售牛乳與養蠶取絲的農民早在五六年前就配合政府收購單位在地方銀行開戶,自 2015 年起,他們開始接受支票作為收入。因此在換鈔政策之後的三個月內,除了提領現金受到限制,他們的生計與消費基本上不受影響。

然而那些早已將土地出售以賠償債務的農戶或者本身沒有繼承到任何土地的年輕核心家庭,雖然以在地主的農場上幫傭維生,但在這一波限制提領現鈔的危機中,有的地主以糧食與牛乳暫時代替薪水,但大多數的無地農民為了繳付日常生活開銷,又不具備向銀行借貸的抵押品,只好更加倚賴高利貸。

這形成了有資本(土地、酪農或養蠶生產的固定投資)的群體因為與政府的關係密切因而能夠在政策更新的風險中保持穩定,沒有資本純粹倚靠勞動賺取貨幣的群體在政策更新這樣本該是中立的過程中背上更多債務,成為更加脆弱的群體。

也就是說,政府的政策固然有可能解決假幣的不正義問題、具有增長稅收的隱性益處,卻使得貧富差距透過週轉支出的彈性進一步擴大,加深社會不平等。這樣的結果反擊原本中央政府意圖將原本孤立在運轉經濟機器之外的社會多數納入現代化財政體系的立意,反而變成一種不正義。

 

  • 有錢卻花不了、政府換鈔卻使我欠債更多

在田野中我也發現,對於極端貧窮的印度農民來說換鈔政策的大鈔他們這一輩子根本沒有見過,也沒有機會使用。有的農民是在換鈔政策之後才生平第一次見到大鈔:印度政府發行的兩千盧比新鈔。而他們最大的煩惱,則是在從銀行 ATM 領出這些大鈔之後,要再兌換成日常使用的小鈔非常非常困難。

一個主要以配給糧食供應為飲食營養攝取來源的家庭,最大宗的採購是到配給商店購買米,Dal 和糖。新鮮牛乳 500 毫升不到三十盧比,小包裝的加工食品和飲料也僅僅需要個位數或五十以下的現鈔。在換鈔期間,許多小農與無地農民家庭是依靠減少蔬菜攝取來減少家戶開支。一項僅僅是改變了大鈔的政策,卻關係到這些家庭三分之一年的伙食營養攝取。

 

(當地農民婦女需要花長時間篩選配給白米才能烹煮食用。圖片為作者提供)

 

我所訪問的山村和印度許多農業地區面對類似的問題,鄉村地區不乏政府投資的道路、義務教育設施、公共衛生與基礎醫療設施,但缺乏提昇經濟條件與社會地位的工作機會。此外,在男性與女性的生活範疇仍然有地理區隔(例如女性幾乎不會單獨前往距離家屋較遠的銀行,與財務相關的所有事物由丈夫處理)、通訊網路有漏洞,並且缺乏財務基礎知識的鄉村,若是未能使這些人口具備與城市人口相等的處理能力,貿然邁向無鈔社會的理想化舉措會造成經濟上最弱勢的族群吸收不必要的犧牲。

無鈔化交易運作需要適當的物流運送、通訊網路和信用制度。小農與貧戶的支付工具單一,銀行信用不足,除了勞力並無其他可兌現資本,他們是以國家補助金收取者而非現代消費者的身份介入網路無鈔化交易。因此在財政改革的過程中,應該先確認系統設置對這些人有效,再實施改革。

在朝向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過程中,脆弱性的顯現方式與主體逐漸改變,因此,我們對於界定經濟弱勢的視角與視野也必須跟著改變。第三次換鈔顯現出的趨勢即是,印度當代社會不再以與職業捆綁的種姓身份界定強勢弱勢,進入城鄉、性別發展差距的結構,回歸基本重新計算資產數量以及交換價值與交易彈性。

 

  • 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發展剩餘是否能夠協助解決社會不平等的問題?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我訪問的許多農民事實上擁有高中甚至大學的學歷,但因為高等教育的主要教學語言,他們能夠找尋相關工作的地理範圍仍然十分有限。許多農民也表示他們更加嚮往鄉村的生活方式,無法接受以工時計酬的勞動制度,更討厭都市嚴重污染的自然環境。他們能夠取得訊息來源的方式開始變得多元,得益於公民團體和政府農業政策規劃幾十年來的介入,以及手機上網汲取資訊的便利。

印度的換鈔政策使得市場上將近九成的鈔票在兩三個月內無法被穩定供給,鈔票缺席映照出它對印度經濟發展的哪些部份各外重要,哪些部份又幾乎不需要它。國家發展的基礎是穩定的糧食供給、新生兒死亡率下降、貧窮人口減少…,固然保衛邊界與對抗恐怖攻擊可以暫時移轉人民的注意力,一個正面蓬勃的 India Rising 形象可以促發民族主義自信心,對於這個多種族多語系多宗教的聯邦制發展中國家,若中央政府持續認為可以用金錢解決所有問題,不面對土地與身份認同的衝突,印度社會內部的分裂危機將有可能隨著氣候變遷與人口紅利逐漸耗盡進一步加劇。

 

 

(當地原生種雜糧。作者提供)

 

(當地農民抽地下水用於灌溉。作者提供)

 

(改作桑田的農地用水量也劇增。作者提供)

 

(當地 NGO 輔導農民成立合作社提供租借養蠶用的繭板。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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