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研究,臺灣一直是該領域的佼佼者,從冷戰時期的對立,到兩岸互動之開放,使得中國研究的相關議題的研究不再只是意識型態的相互指控、洗腦,反而在嚴謹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中百花齊放。近年來,加上香港自由的緊縮,亦有不少涉略中國研究的學者「轉戰」臺灣,為中國研究增加新的推展力量。更重要的是,透過臺灣所具備的中國研究動能,亦能使得第三方國家更能一窺中國社會,甚至中國共產黨及其附屬的政治生態的樣貌。

原|原文8月5日刊登於印度「維維卡南達國際基金會」(Vivekanand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網站
著|辛妮娜(Naina Singh)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陳牧民,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譯|李燁,文字工作者

印度學者瑪妲玉(Madhavi Thampi)在其著作《2006年印度中國研究報告》(2006 Report on China Studies in India)中指出,印度國內以中國為中心的研究缺乏深度及嚴謹性[1]。她在2021年1月為新德里「中國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撰寫的中國研究評估報告也提出類似觀察,顯示情況似乎沒有太大改變[2]。中國在這15年期間不僅成為不可忽視的經濟力量,在世界政治中的影響力也如滾雪球般成長。作為亞洲「友敵」(frenemy),印度不只戰略社群為獲得地緣政治優勢而偏重對安全關注,戰略上及智慧上更必須全面了解及掌握北京。

1962年中印戰爭嚴重阻礙印度與中國多元接觸及跨部門交流,如印度裔當代中國歷史學家郭旭光(Arunabh Ghosh)所言,這儼然成為印度的另一項中國問題。如同郭旭光闡述,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印度軍隊取勝,讓印度的中國研究「矛盾地」遠離泰戈爾的「中國學院」(Cheena Bhavana)[3]在印度獨立前深入研究中國歷史、藝術、文學及文化的人文主義途徑[4]

正如印度外交部長蘇杰生(S. Jaishankar)在第13屆「全印中國研究年會」(All India Conference of China Studies)強調,邊境地區的和平及寧靜是其他領域發展關係的基礎[5],此一理論已滲透進入公共及個人意識。

當印度在政治陰霾下一直難以真正認識鄰國文明同時,臺灣過去數十年則發展成為中國研究最具活力且最完善地點之一。考慮到民族認同重大議題是臺灣與中國關係的核心,中國研究在臺灣仍然進展順利。本文反思這一轉變並提出臺灣是印度學習及合作的理想夥伴。

從忌諱到擁護中國

中國意象示意圖/Annie Spratt

臺灣的中國研究建立最初旨在滿足政治需要。在東西方對抗高峰期,臺灣是世界上少數能蒐集情報及分析中國的地點。國民黨政府與共產黨「共匪」的接觸主要是灌輸思想及情報作為基礎,以誇大共產黨統治下悲慘且混亂的生活。如臺灣學者施正鋒所言,這一時期的中國研究主要是分析鐵幕幕後收集的情報,與西方「克林姆林宮學」(Kremlinology)研究蘇聯及東歐相似[6]。研究機構主要由國家成立或附屬政府,人員則招募自國民黨幹部、情報人員甚至前共產黨員[7]

由於是類研究人員中,有一部分與中共有過直接接觸的經驗,他們的著作可提供外界對中國的理解,甚為重要。其中一所關注中國當代事務的引領機構「國際關係研究中心」(IIR,現隸屬國立政治大學)於1953年由國民黨政府成立,直接向蔣介石報告,並只為國民黨政府起草分析有關報告。

隨著1980年代與美國經濟關係日益密切,以及受意識形態支配的研究功能有限,臺灣研究社群許多人開始推動,以基於學術知識創造及科學主導的中國研究計畫,特別是當時部分年輕學者在美國學術機構接受過嚴謹研究方法及理論導向的社會科學訓練,既在引進專注中國研究的新觀點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協助臺灣建立與西方中國研究社群的聯繫。

1990年代進一步民主化及學術自由化浪潮,為跨學科探索學術倫理及專業精神增添新力量。

臺灣民眾恢復前往中國旅遊及文化交流,也從社會角度傳播與中國有關資訊及研究興趣,提供新的互動機會及研究來源。維護國際學術環境的期望也帶給國家教育政策及績效評估變化,要求研究人員進行嚴謹學術研究及在具競爭力學門期刊上發表文章,以達到全球標準。

臺灣政府於2003年進一步解除中國出版品進口超過50年的限制。中國相關研究也更加多元,除了過去數十年來主流關注的中共政治及中國外交關係研究外,學者們也開始探究中國中央與地方關係、改革下的社會經濟轉型、財政與財產權改革、地方政治及兩岸交流等主題。

臺灣的中國研究如今已發展成為政治學下的子領域,在方法論上則成為更符合科學研究的產物。2008年開創性論文集《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提供研究中國政治的數種模型,其中許多由臺灣學者最先發展成形。與此同時,許多來自中國的研究人員也選擇在臺灣出版書籍及文章,著名新左派知識領袖汪暉[8]、知名西藏議題作者王力雄[9]與茨仁唯色[10]夫婦及「中國人民大學」近代中國政治學者楊光斌[11],皆曾在臺灣出版他們的著作。更自由的學術氣氛,以及成熟出版市場與學術期刊,使臺灣成為對中國學者向中文世界推廣自己作品更具吸引力的地點。

該是向臺灣學習及互相合作的時候

印度國旗/ Big G Media

新德里當局長期以來一直擔心,並拋棄更廣泛學術知識與政策之間的共生關係,以支持政策主導的中國世界。如同學術界及業界人士所言,印度仍然主要透過外交政策的角度來理解中國[12],但印度的中國研究受到5項問題的影響:(1)基礎設施支持不足,包括承諾資金、文學資源、勝任教師及華語文師資等;(2)缺乏嚴謹方法論、語言整合及「反智主義」;(3)中國研究計畫及中心地理上主要集中於新德里;(4)就業機會有限;以及最重要(5)政治觀點及官僚障礙不一致。

印度若欲改善其國內中國研究將有許多工作要做,臺灣則可作為印度指引、發展中國研究的榜樣。臺灣立法委員吳玉琴指出,臺灣根據「新南向政策」尋求與印度更廣泛合作,以促進及加強印度高等教育機構華語文培訓及中國研究[13]。儘管兩岸關係充滿政治色彩,但臺灣各大學及智庫利用地理鄰近性及語言熟悉度作為進入中國優勢,臺印合作獎學金或交流計畫正式倡議可確保年輕印度學者獲得同樣優勢。教育部、臺灣語言及博士研究等獎學金已協助印度學生學習華語,以及在臺灣民主開放的社會中從事、並專注於中國研究。

輕鬆進入「中國知網」(CKNI)等主要中國平臺,資助參加國際會議,以及實地研究與語言指導,皆豐富印度學生在臺灣的中國研究經驗,但隨著中國加大打擊及控制檔案資源力道,臺灣龐大且尚未探索的檔案資料對於印中研究是很大的補充[14]。臺北與新德里於中國研究方面更系統性且更持久合作,將是加強亞洲或「南南」對中國看法,以及國立交通大學學者陳光興提出「亞洲作為方法」框架的重要一步。 無知在這關鍵時刻對印度而言並不是福,對中國認識有限勢必將產生誤解。印度當局必須消除其認知盲點,讓國內外志同道合的利益相關者相互加強合作及夥伴關係,以推動印度中國研究朝進步及務實未來前進。


作者案、編按

[1] Harin Shah, Verdict from Formosa: Gallant end of Netaji Subhash Chandra Bose,( Atma Ram &Sons, Delhi),

[2] Thampi, Madhavi. 2021. “Recent Initiatives to Promote China Studies in India: A Preliminary Report and Assessment”, ICS Occasional Paper, January, No. 66,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New Delhi.

[3] 「中國學院」在1937年由喜愛中華文化的泰戈爾所創立,是加爾各答最好的中文系。

[4] HimalSouthAsian. 2020. “India’s Other China Problem”, Interview, 19 June, https://www.himalmag.com/indias-other-china-problem-interview-2020/

[5]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2021. “Keynote Address by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at the 13th All India Conference of China Studies”, 28 January,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33419/Keynote+Address+by+External+Affairs+Minister+at+the+13th+All+India+Conference+of+China+Studies

[6] Cheng-Feng Shih. 2013. “China Studies’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9, No. 4, pp. 1-26.

[7] Kai-huang Yang.2000. “Mainland China in Taiwan: Review and Prospect,”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no. 11, 71-105.

[8] 汪暉(1959.10.10-),中國大陸學者,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被稱為中國新左派領袖,惟其本人對此有所保留。

[9] 王力雄(1953.5.2-)出生於吉林省長春市,祖籍山東龍口,漢族,中國大陸作家、民族問題專家及民間環保人士,現居北京。其2007年於臺灣出版的《我的西域,你的東土》為其知名作品之一,王力雄所開設的Youtube頻道: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L3-ObG85Ugm8Zx-tnEKCkw

[10] 唯色(1966.7.21-),全名茨仁唯色,漢名程文薩,中國藏族女詩人、作家。生於拉薩,籍貫四川甘孜德格。其於2003年出版《名為西藏的詩》(原簡體版書名《西藏筆記》)之後,因為她描述的西藏太真實,她所傳遞的情感太真摯,便被冠上「政治錯誤」的罪名,失去了工作和居所。

[11] 楊光斌(1963-),中國政治學者,曾任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比較政治制度研究所所長,研究方向有政治學理論、當代中國政治、比較政治、中國國內政治經濟與對外關係。

[12] Sen, Tansen. 2013. “Is there a need for China Studies in Indi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48, No. 29, 26-29

– Ubeori, Patricia. 2013. “China Studies in India-3”, China Report, Volume: 49 issue: 2, page(s): 185-196

[13] Interview. 2021. “Taiwan Nextgen Foundation Weekly Virtual Interaction with Legislators”, 19 July

[14] Sen, Tansen. 2021. “China–India Studies: Emergence, Development, and State of the Fiel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80, No. 2 (May) 2021: 363–387.


本文圖片來源:Annie SprattUnsplashBig G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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