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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評】Movie Review生於紅燈區:加爾各答紅燈下的孩子們

brothel01〈圖片來源〉

謝貿琪/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生於紅燈區》這部Zana Briski和Ross Kauffman編導的電影於2004年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自此,號稱印度最大的紅燈區-位於加爾各答的索納加奇(Sonagachi)不再只是個陌生的地名;而多了令眾人想一窺究竟的神祕面紗。近幾年來持續有許多關於該地區現況的報導,但大多仍以最能夠吸引大眾目光的視角來呈現,像是以該地區「人肉市場」的活躍程度、買春的交易過程以及雛妓議題等等;該區孩童的生活情況則被鏡頭輕描淡寫地掃過,鮮少再有像《生於紅燈區》這般地深刻描繪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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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片名:

Born into Brothels: Calcutta’s Red Light Kids

中文片名:
《生於紅燈區:加爾各答紅燈下的孩子們》

導演:Zana Briski / Ross Kauffman
片長:85 分鐘
語言:孟加拉語/ 英語

《生於紅燈區》這部Zana Briski和Ross Kauffman編導的電影於2004年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自此,號稱印度最大的紅燈區-位於加爾各答的索納加奇(Sonagchi)不再只是個陌生的地名;而多了令眾人想一窺究竟的神祕面紗。近幾年來持續有許多關於該地區現況的報導,但大多仍以最能夠吸引大眾目光的視角來呈現,像是以該地區「人肉市場」的活躍程度、買春的交易過程以及雛妓議題等等;該區孩童的生活情況則被鏡頭輕描淡寫地掃過,鮮少再有像《生於紅燈區》這般地深刻描繪與討論。

 

片中提到原本計畫是想長期田野式地拍攝性工作者的生活情況,但過程中發現紅燈區充斥了孩子的蹤影,他們一前一後好奇地跟著攝影機跑上跑下,Zana說他們再也無法忽略孩子的存在,於是他們共同開設了一堂攝影課程,共有八位孩童參加。Zana開始走入孩子們的生活,帶著他們看紅燈區以外的世界、進行個別的家庭訪談,關注孩子們的未來-也就是受教育的可能性,畢竟教育是擺脫社會底層桎梏的最佳管道。然而,要找到願意讓這些孩子就讀的寄宿學校並非易事,因為孩子們的父母親是性工作者、是違反法紀的罪犯,學校不希望和從事非法行業的家庭打交道。幾經相關拍攝人員來回奔走求助,最終八位小朋友雖然得以幸運地入學;但卻並非每位皆得以順利畢業,許多家長後來仍以家計為由迫使孩子放棄學業,一切回到最初的原點。當初母親們答應Zana會讓孩子持續就學到畢業的保證猶然在耳,終究仍不敵現實。

每當鏡頭帶到孩子們嬉鬧、爭吵的畫面時,他們就和同年齡層的孩子一樣天真、活潑;但每當問到家庭狀況與未來發展時,稚嫩的臉孔就被迫換上世故無奈的面具,即使他們的平均年齡卻只有十一、二歲。片中女孩Tapasi說,她從未想過要變得很有錢,即便生活拮据,也可以很快樂。他們似乎都知道父母親的工作性質,女孩Shanti一家四口就住索納加奇狹窄的隔板屋裡,這裡同時是住家又是媽媽的工作室。Shanti描述道:「媽媽接客時,我們就把屋子裡的簾子拉起來,這樣我們就看不到任何東西,或者我們會跑到屋頂去玩遊戲」。十歲女孩Kochi目前由祖母撫養,她媽媽的精神狀況不佳,無法擔任起照顧她的責任,爸爸則曾經企圖想把她賣掉。她表示很害怕將來會變得跟父母親一樣,因為她已經可以想像到自己的未來。大女孩Suchitra的母親已經過世,她的阿姨一直在計畫把她賣到孟買,因為家中的女性全部都在性產業工作,未來她也不例外。Avijit是極具藝術天份的小男孩,在媽媽離家之後,爸爸就染上菸癮、萎靡不振,他提到媽媽曾經開玩笑說要送他到英國念書;「但我們連維持生活的費用都不夠了,更別提念書了」。然而,追蹤近年來的報導即可知道如今的Avijit已經二十來歲,是八個小孩中,據所知,唯一成功遠離紅燈區到美國念書的小朋友,他的故事就像劃破黑夜的一道曙光,卻又很快地被黑暗吞噬。因為另一個則報導提到,片中的一名女孩在2005年獲得奧斯卡獎一年後,已經按家中的安排,開始了在紅燈區的性工作。這些報導同時令人欣慰也心碎,畢竟在印度重男輕女的觀念依然根植於許多經濟落後的地區。女孩子的教育問題,永遠排不進家庭事務的議程中,更別提在紅燈區的女孩,她們的宿命早已被註定,甚至同為性工作者的母親認爲,賣淫與階級壓迫和剝削不相干,純粹是一種生理性行爲,一種自然性的生存方式。

brothel03 〈索納加奇的女孩〉
Photo credit to Souvid Datta

從1772年一直到1911年的140年間,加爾各答一直是英屬印度的殖民時期首都,是西方與印度文化衝撞與融合的交匯點,當時的加爾各答是教育、科技、文化與政治的中心,如今在其商務中心地區,仍遺留大量雄偉佇立、美輪美奐的維多利亞風格建築,紀錄著加爾各答最輝煌的十九世紀初期,怪不得以前的當地人稱之為亞洲的羅馬。如今,加爾各答依舊是印度東部和東北部主要的商業和金融中心,在印度獨立後經歷了長期的衰退。但自上世紀90年代以後,加爾各答經濟開始了自由化進程,也迎來新的機遇,IT產業在很大程度上帶動了加爾各答的經濟復興。此外,加爾各答國際機場是旅客前往西印度以及內陸國家—尼泊爾、不丹、孟加拉等國須經的轉運點,再加上當地豐富的文化遺產,為當地帶來大量的觀光商機。

觀光產業的興盛加上全球化的助瀾下,索納加奇的性產業也和經濟全球化緊緊相扣。一名現役的性工作者表示:「我過去曾當過女傭,每月薪水只有15英鎊(1英鎊約合1.5美元),現在我可以賺170英鎊,我遇到過很多將賣淫當作家庭傳統的人」。許多單身的性工作者得養活父母親及兄弟姊妹;連已婚婦女也是支付家庭開銷的主力;因此,認命的女性離不開這裡,離開了也不知應該何去何從。性別政治學家Gayle Rubin企圖將女人引入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認為女人同時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產業後備軍,又是無產階級主要的家務勞動者,成為真正雙重剝削的受害者。奇怪地是,在印度較底層的社會階級中,妻子是擔任家庭的主要生產力者,丈夫不僅不事生產還經常伸手向她們要菸酒錢,這與印度社會父權體制至上的結構似乎有點衝突。女性主義學家Marilyn Frye曾說這種男性寄生於女性的現象,是透過女人的力量、精神、靈感與撫育讓男人得以存續,男性因為害怕被女人遺棄,所以會對寄生這種情形展現出驚慌、憤怒、歇斯底里,即可已說明為何許多家庭隨著母親的離去而分崩離析,丈夫因此一蹶不振。由此可見,索納加奇的紅燈區不再僅是觀光客尋花問柳的娛樂聲色場所,而是桎梏著上萬名性工作者家庭存亡的關鍵。

brothel04〈從高處俯瞰索納加奇,呈現出典型的南亞貧民窟景象。〉
Photo credit to Souvid Datta

索納加奇這個號稱印度最古老、最大規模的紅燈區早已聲名遠播,吸引了許多國際NGO從二十世紀末就開始在此深耕,目的在於改善當地性工作者的生活質量,予以他們應有的尊嚴。其中的「杜爾巴行動」(Durbar Mahila Samanwaya Committee)於1995年7月成立,長遠的宗旨在於爭取性工作的合法化,希望政府能夠將性工作納入法律規範中,保障他們更多的基本權利。其次是提倡性健康以及反非法交易活動,提倡使用保險套並宣傳性病與愛滋病相關的訊息。這個以社區為治理基礎的組織,為性工作者服務也為性工作者擁有,他們雇用當地的性工作者為計畫的宣導者,不僅加強他們自我主導的意識,也希望透過同理心去影響更多的人。該組織的性病與愛滋病防範計畫也被「聯合國愛滋防治計畫」認可為性工作者介入計畫中最可行的範例。杜爾巴行動也為性工作者及其子女的教育作全面計劃,目前該組織運行31個、覆蓋人口700名性工作者及其子女的教育中心。除了衛生和教育計劃,還展開了打擊販賣人口的計畫方案-自我管理委員會機制(Self-Regulatory Board )。這些委員會是未成年或被迫進入性行業女性的一道防火牆,並作為捍衛性工作者權利的仲裁員。

從2004年紀錄片《生於紅燈區》播出以來至今,十多年光陰飛逝,持續追蹤這些年的報導;儘管索納加奇紅燈區得到了不少非營利組織的幫助,但成效並不如預期的顯著。性工作的罪刑化及其工作環境,還有未依據法律行事的警察和政府,是目前印度性工作者最大的威脅。畢竟當地的小小改變,牽動的卻是整個地方社會、經濟以及政治上利益的分配問題,事情可大可小;唯一可以預期的是,政府最大的作為始終如一:以不變,應萬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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