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喜馬拉雅山居民的挑戰

圖、文∣林子毓

 錯誤政策讓尼泊爾在短短不到一個月,感染人數從三、四百到破萬,引發人民強烈不滿。

尼泊爾與印度的疫情連動

尼泊爾在三月底開始全境封鎖,疫情卻從五月底急遽升溫,感染人數大增,在6月18日的單日確診甚至突破600人。短短不到一個月,尼泊爾的染疫人數從三、四百人到如今已破萬,人民一方面恐慌,另一方面也引起對政府的強烈不滿。

這波感染驟升主要是因政府政策失誤所致。封鎖開始時,尼泊爾政府拒絕國民入境,迫使許多滯留印度的尼泊爾移工在印度稍微鬆綁後偷渡回家,在生病確診前都不知接觸了多少人。加上政府行政效率不彰,對其接觸的人與地掌握度不足,更讓疫情一發不可收拾。政府宣布封鎖後也缺乏相應配套措施,底層勞動階級及小型自營業者經濟受害尤深。最近不只人們自動「解封」,逕自開店營業也未保持社交距離與安全措施,日前在加德滿都也有一系列的街頭抗議,要求政府好好處理疫情,群聚卻也不免增加了疫情擴散的風險。

印度三月封鎖後,底層人民因封鎖措施更加弱勢,步行回鄉導致飢餓力竭而亡等新聞不斷,直到五、六月迫於經濟壓力,開始逐步開放。但印度疫情的高峰似乎尚未到來,確診人數單日破萬,目前已躍升為全球第四大染疫國,有44萬染疫人口登記在案。壞休息是,預計的疫情高峰似乎尚未到來。作為鄰國、和印度接壤邊境達數千公里的尼泊爾,挑戰不小。

印度與尼泊爾封城措施在喜馬拉雅山區的影響

居住喜馬拉雅山區的少數族裔本為印度尼泊爾的相對經濟弱勢,經濟來源大部分仰賴農牧業、觀光業和外勞匯款等,這幾樣在目前的封鎖下皆深受影響。但另一則隱憂是,山村是否會爆發糧食危機?

在拉達克,近數十年的飲食習慣慢慢多了印度元素,米飯麵餅等仰賴進口的農作也多有攝取。飲食習慣改變,觀光產業發展後,有些放棄耕種富有營養價值的青稞等傳統食物,有些減少生產,或改種必須不斷回購的現代改良種子(hybrid seed)。種種改變使原生農產量下降,或受市場影響。當市場關閉,當從城市底層的勞工或遊子回鄉,農村的儲糧是否能應付額外的食物壓力?又能支撐多久?拉達克並不是特例,這是所有喜馬拉雅山村都可能面臨的問題。

封鎖後,受影響的也包括仰賴採集維生的人們。比如在尼泊爾西邊深山的Dolpa因獨特高海拔地貌,環境嚴酷,傳統上仰賴放牧及採集維生,其中採集冬蟲夏草是居民的主要經濟來源,但尼泊爾封鎖後,地方政府宣布禁止今年的蟲草採集,因封鎖而與中國的邊境貿易也受影響,居民生計岌岌可危。另一方面,在Dolpa高山或是其他廣布多元民族的喜馬拉雅山區,居民都有自己的傳統語言,官方語言並不通行,但防疫資訊卻經常只以官方語言發送,防疫的宣傳未因地制宜,使得本來就相對脆弱的高山民族在大流行下更加弱勢[1]。

疫情前熱鬧的喜馬拉雅山區市集

備受重擊的當然還有觀光業。在印度西北喀什米爾、拉達克、喜馬偕爾邦,東邊的大吉嶺、錫金;在尼泊爾,整個北面的喜馬拉雅山,如聖母峰、安納普納、藍塘等山區,在近五十年都轉型為仰賴觀光的經濟模式,居民若非直接投身觀光產業,也與觀光間接相關。封鎖後,觀光客不再進入,如今2個月有餘,有些早已放棄傳統農業的居民幾近彈盡援絕。在聖母峰下的坤布,有土地耕種者尚稱安好,但受創程度也依不同家庭而異(請參見:聖母峰下的Lock down)。尼泊爾政府取消今年聖母峰的攀登季後,無數仰賴這一年一、二季攀登收入的村民大受影響。過去累積足夠財富的知名嚮導或許還能勉強挺過,但那些比較低階的嚮導、遠征隊廚工、挑夫不只失去了近一半的年收入[2],也正面臨著食物短缺的問題。

在工作機會少、工資待遇不佳、通貨膨脹嚴重的尼泊爾,作為外籍勞力輸出他國的人口不少。出國打工被視為累積財富的絕佳機會,在農村裡更是如此。山村存在許多隔代教養的家庭,因父母之一或同時作為外籍勞力輸出他國而缺席。尼泊爾的勞力主要輸出到阿拉伯半島的富裕國家,疫情後,這些國家對移工的差別待遇問題浮現[3],無處可去、無薪可領、蝸居在擁擠宿舍的移工成為感染的高風險群。他們留在國內的家人,也頓失外國匯款補貼生活開銷。未來當疫情緩和,邊境解封,殷切企盼返鄉的移工恐怕又要面臨國內的失業危機。

即將來臨的雨季

喜馬拉雅以南的六月到九月是雨季。因雨量大,這段時間發生洪水的機率也高,加上近年極端氣候更加不可預測,可能造成的自然災害也不易防備。根據南亞季風氣候論壇(South Asian Seasonal Climate Outlook Forum)的預測,今年的雨季將一如往常,也就是在接下來的這幾個月,南亞將降下75-90%的年雨量[4]。

一般而言,雨季開始前是防災關鍵期,除了準備多餘的糧食物資以備不時之需,家家戶戶也會在雨季來臨前把握機會修繕房屋,區域的洪水演習更是防災關鍵。但今年,這些準備多因疫情而取消或延宕,不禁令人擔憂接下來的雨季可能造成的危害。

因肺炎疫情產生的情境也是政府演練防災的一大考量,比如在設施維護上,如何在緊急庇護所保持社交距離,並確保足夠且乾淨的水源以維持防疫衛生習慣,並確保警報系統使用的語言為當地慣用語言等,都需要地方政府與在地社群的密切合作。

疫情下的性別不平等[5]

良好的衛生習慣是防範病毒傳播的重要手段,因此水源的充足與乾淨是防疫成功的關鍵。但在印度尼泊爾等南亞國家的傳統文化中,性別不平等使得婦女在全球大流行中承受較大的風險,特別是貧窮人家的婦女。

在一般的家庭裡,婦女負責家務與照顧家庭成員,日常用水多是婦女到水源地挑取,但婦女對於社群公共事務—包含水資源的分配議題—卻沒有決策權。未參與相關日常勞動,且對於婦女壓力較無感受力的男性反而是決定公共事務的主體。沒有任何一個村落的領袖是女性。需要每日外出去水源地的女性,也較難保持社交距離。一份2009年的研究指出,在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孟加拉和斯里蘭卡的水資源相關官方機構裡,實際參與決策的女性員工只約2-5%,其中沒有任何一位女性擔任高階主管[6]。深受影響的女性對相關事務缺乏影響力,在疫情中顯得更為弱勢。

婦女承受的風險也不止於此。封鎖措施下,家暴比例上升,受暴者多為婦女;女性也因生理構造較易有尿道感染,乾淨用水與女性的健康息息相關;又比如,在山村的炊煮燃料是木頭或炭火,產生的大量炊煙也使負責煮飯的婦女暴露在更多呼吸道疾病的風險中。

新冠狀病毒對人類一視同仁,但原本相對弱勢的女性、低種姓、貧窮、LGBT族群[7]等,卻因社會長久的不平等而處於相對風險高的位置,其權益也易被忽視或犧牲。南亞地區印度教的種姓文化造成的不平等,影響了低階種性的生存。在尼泊爾南部的Terai,低種性的Dalit通常必須去水源地揹水,但高種性者在自己在或其社區都有自己的水井。文化與經濟因素的不平等使低種姓Dalit面臨嚴峻挑戰。

挑戰都未必是壞事。在全球大流行下,許多不平等和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浮上檯面,提醒人們,若視而不見,只可能造成更嚴重的疫情擴散,對所有人都沒有好處。這或許是能根本解決的契機也不一定!不只如此,疫情也強迫人們去思考,疫情過後還要回到原來的生活模式嗎?長此以往,能再挺過下一次不知何時再出現的危機嗎?

註釋:

  1. Surviving the pandemic as an indigenous populace
  2. Nepali climbers and support staff destitute after Everest closure
  3. Virus Forces Persian Gulf States to Reckon With Migrant Labor
  4. Normal monsoon over South Asia: SASCOF
  5. ICIMOD關於CoV-19對山區影響的觀察與建議
  6. Situational Analysis of Women Water Professionals in South Asia
  7. For an already vulnerable queer community, the lockdown could make things worse